自称讨薪无门，多次导演农民工“跳楼”，排斥“跳楼秀”说法

　　■ 人物简介

　　章和进

　　28岁，湖北孝感人，长期在汉口建筑工地务工，做过小包工头，因大包工头欠薪，他曾于2007年底，站在高楼顶讨薪，成功拿到欠款。如此讨薪奏效后，从2008年初到今年5月，他又帮助其他农民工策划多起“跳楼讨薪”事件，被当地媒体称为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

　　章和进排斥“跳楼秀”的说法，在他看来，“谁吃饱了撑的去跳楼啊，农民工讨薪求助无门，能怎么办”。他同时又拿不准，自己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

　　□本报记者 黄玉浩 武汉报道

　　20楼与2楼，区别在哪里？

　　在于“啊……啪！”和“啪！啊……”

　　这是章和进听过的关于“跳楼”最可乐的笑话。

　　但是，如果不跳，只是想引起关注，他想，20层与2层楼没有区别。

　　5月27日上午9点，汉口，一场大雨突至。

　　将军花园8号楼20层的楼顶，苏幼能和其他四名农民工，将身体挨着护栏边缘。

　　距8号楼30米外的一家商店内，章和进拨通了《长江商报》的报料电话，“将军花园有农民工跳楼，是要拖欠的工资，现已在楼顶，随时有危险”。

　　挂掉电话，他又拨打了110、120、119，接下来是武汉市劳动监察大队，最后是市长专线。

　　一通电话报料完毕，章和进舒了一口气。

　　一切尽在掌握。

　　“上边风大雨滑，一定要注意安全，过会儿记者和警察来了，你们再将身体挂上护栏，让下边人能看见”，章和进用电话“遥控指挥”苏幼能，“要把握时机，不答应给工钱，就不要下来”。

　　这是章和进“导演”的第五次“跳楼”讨薪，跳楼是假，讨薪是真。

　　“我只能去跳楼”

　　2007年底，包工头拖欠章和进的工资，作为建筑带班，他又拖欠工友

　　章和进自己也有过跳楼讨薪的经历，那时，是真的想跳楼。

　　2007年年底的一天早上，在武汉中南路一幢30层高的楼顶，章和进就那么站着，一手攀着栏杆，一只脚踏着护栏边缘，瘦小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破塑料袋子”，被风吹得摇晃。

　　上衣口袋里装着一张3万元的欠条，一张载有“武汉农民工工资已开始全面清欠”新闻的报纸，还有一份写在旧挂历上的“遗书”。

　　“遗书”上称，“我是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辛苦一年多，一分钱没领到还负债累累，恨那些黑心的包工头将工人的工资卷走，我的死就是他们迫害的”。

　　1995年，因家境困难，刚上初中的章和进选择退学到武汉“讨生活”，当了两年厨师之后转行做泥瓦工，随后辗转北京、石家庄等20多个城市，也算见多识广。

　　2004年，章和进觉得在武汉做建筑带班能挣钱，便从村里喊来15名老乡，到一个姓马的包工头那里干活。

　　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马老板”失踪了。

　　章和进说，他去找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公司经理说工资已经让“马老板”领走了；他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大队说人家公司已经支付了工资；他去法院，被告知要交1000多元立案费；他给多家报纸报料，记者一听说“讨薪”，说太多了，没法报。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年多，那些跟着章和进出来打工的老乡，不断上门找他要工钱。

　　因为“不好意思”面对那些讨债的老乡，章和进说，他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我不是躲，只想有了钱再去面对那些老乡，他们出来辛苦打工也不容易。”

　　眼看就要到2008年春节了，三婶打来电话，说村里人老是去家里要账，他60岁的父亲被气得中风瘫痪在床，结婚不到4年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觉得没法活了，当时，我只能去跳楼”。

　　章和进记得，他站在30层楼上一个小时后，记者、区信访办主任、劳动监察大队的人、警察，都来了。

　　僵持了3个小时。

　　最后，武汉市劳动局协调建筑公司支付章和进3万元的工资款，同时支付了拖欠其他农民工的31万元工资。

　　讨了两年的工资没结果，一说要跳楼，三四个小时就解决了。

　　章和进说，他那时得出一个结论，“看来跳楼的确是讨薪的一个好办法，成本低，时间短，有效果”。

　　“这次只要做做样子”

　　章和进带领4名被欠薪工友又一次讨薪，“不是真跳”

　　章和进喜欢自己琢磨事情。

　　初次跳楼讨薪成功，他说自己就开始“反思”为何能成功。

　　“记者是关键”，在他看来，只有记者来采访，关注了，那些部门才会感到压力，才会重视，去解决问题。

　　他开始搜集报纸，有时候还上网，“找那些民工讨薪的政策和案子，来总结经验和教训”。

　　初中没上完的他，知道如何搜索新闻，“用百度啊，打上‘民工讨薪’四个字，新闻和政策就全出来了”。

　　2008年1月21日，距离中南路跳楼讨薪不足一个月，章和进带着4名工人，爬上长途汽车站的楼顶，打出横幅“我要工钱，我要回家”。

　　这个主意，是他出的。

　　2007年下半年起，章和进在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的一处工地打工，年底结账4000多块钱，包工老板说暂时没钱，要等来年结算。

　　章和进找到几个工友商量，说只要跳楼就可以要到钱，“当时他们都反对，说不能为了几千块钱，连命都不要了”。

　　他开始现身说法，讲自己跳楼讨薪的经过，告诉他们只要做做样子，引来记者的关注，就能把钱要到手了，不是真跳。

　　最后，4名工友决定“试试看”。

　　这是章和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策划跳楼”。

　　先用公共电话给10多家报社的热线报料，称5名农民工因没有要到工资，准备集体跳楼；接着又分别拨打劳动局、110、119、120和市长热线的电话报料。

　　他还安排人尽量多拉些农民工在楼下围观制造紧张气氛，楼下留有专门的讨薪工人代表，以便给记者介绍情况及与相关部门谈判。

　　随后，章和进与其他4名工人爬上楼顶，扯开横幅，静等相关人员到来。

　　一番谈判后，章和进和其他4名“跳楼者”领到了各自的工资。

　　“跳楼心得”

　　章和进的观点是，“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成功的几率太小

　　章和进出名了，在农民工的圈子里。

　　“许多农民工来找我，请我吃饭，讨教如何讨薪，甚至请我帮他们讨薪，有些农民工就叫我‘保护神’”，6月3日，章和进向记者提及此事，挥了一下手，微微一笑，“我去哪个工地，都没有人欺负我，随便一吆喝，就能喊来五六十民工兄弟，这可能就是江湖地位吧”。

　　帮忙讨薪收钱吗？

　　章和进称，“我每次都是无偿帮忙，他们也都很穷，民工哪里有钱”。

　　2009年1月9日，沌口某小区，5农民工跳楼讨薪，当日要回工钱3.5万元；5月16日，光谷步行街康桥小区，4农民工爬到33层楼顶翻越护栏，号称“不给钱便跳楼”，顺利要回1万多元。

　　这都是章和进的“作品”。

　　“他怕我担心，从不跟我说跳楼的事情”，女友何燕(化名)说，她一直劝章和进，无权无势的，不要瞎给自己惹事，不要去帮那些农民工讨薪，但他总是不听，“每次都热衷为他们出谋划策”。

　　在何燕的印象中，有时候受助者会请章和进吃个饭，喝点酒，也会给他充几十块的手机费，最多的一次报酬是沌口那次，几个农民工给了他七百块钱，“章和进过意不去，又让弟弟从老家给他们捎了些特产”。

　　在《长江商报》热线记者沈右荣看来，武汉跳楼讨薪的很多，还有跳桥的，但失败的居多。

　　对此，章和进的观点是，“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没有记者和警察到，没有相关部门出面，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他还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跳楼心得”：要选在闹市区的一些楼顶，分别混进大楼，不然保安不让进；“跳楼人数”要以4到5名为准，多了有人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一起跳，少了又引不起重视；要有横幅，得到相关承诺后再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