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远见和勇气：因发表新人口论遭批判
南方人物周刊2011005期封面及目录：马寅初的远见和勇气
1957年11月17日，马寅初（中）与马本初（后右、次子）、唐申娟（后左、马本初妻子）、马思润（前右，马本初长女）、马思泽（前左，马本初长子）在东总布胡同家中。届时为发表《新人口论》后4个月，批判浪潮来临前夕
1957年陪同周恩来视察北大
1976年9月22日，拍摄于王府井北京照相馆，马本初、唐申娟结婚25周年纪念。前排：马本初和唐申娟；后排左起：马思润、马思泽、马思东
马寅初的远见和勇气
本刊编辑部
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创造新灵魂、新传统的流亡者和边缘人，以独立的姿态和不可让渡的原则“对权势说真话”，“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主子，就只是一个门徒或追随者，或者看门犬”。
马寅初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成为北大校史上与蔡元培齐名的校长，正是缘于他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敢怒敢言敢坚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语)。
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寅初并非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他曾历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解放初，他应周恩来之邀北上参政，起初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热烈地拥抱社会甚至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马寅初曾积极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他所主持的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
然而，1958年之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他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不盲从，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怎样理解，怎样把握？我们以人口问题为轴线，聚焦马老的经历、抉择、遭遇，尝试解析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遭受挤压和冲撞的心灵史。
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
将《新人口论》重置于人口学发展的时间线上，读者可以看到，自马尔萨斯被马克思批判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立场的选择。
时移事迁，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推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人口态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未来中国将处于一个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的社会。
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调研和判断，逆流发声，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和马寅初一样，同样面临着被误解、被忽视、被指责的命运，所幸的是，在人口问题上，因言获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将面临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问题，现在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鼓励认真的学术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宝昌先生和多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中央，主张“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
正如顾宝昌教授所言，“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
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先生诚恳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父亲马本初以及他本人在这个特殊家庭的成长故事。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议论他的祖父，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人们提到马寅初先生时，总是特别渴望能够为历史摁下一个倒退键——如果决策者能在建国之初听取马寅初等人口学者的建议，适当控制人口，或许我们不必经历长达30年的“一胎制”，不会出现那么脆弱的421家庭模式。
马寅初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发自北京
想叩门的手，举起来又放下，再举起，还是收了回来。
这是1979年初，站在马寅初门口的是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58届毕业生黄安栋，他在毕业前被打成“右派”，发配至北大荒劳动3年。
“我当时就是想对老校长说，您的一名右派学生终于被历史宣判无罪了！我去了两次，最终都没有敲门，因为马寅初先生当时还没有彻底平反，我不忍去扰乱他老人家的平静。”
东总布胡同32号院里，下肢已经瘫痪的马寅初不曾知晓一个学生在门外的踯躅。
1961年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回到这个小院时，79岁的他还很健朗。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我平时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他们在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那个年代读到老校长的雄文，精神上的震动极大，”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黄安栋持续向北大党委申诉，“我一再申明我是被错划为右派的，‘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学校党委给我复信说，右派是不能平反的。后来甚至威胁我，再申诉，就要将信转到我所在的地方党委，以‘右倾翻案罪’论处，但我一直谨遵老校长的教诲，没有随便低头。”
万马齐喑的高压年代里，大量知识分子以政治话语取代学术话语，深刻反思、满心忏悔，痛失个人尊严和学术底线。冯友兰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提到：“我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马寅初敢怒敢言敢坚守的知识分子气节使得他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季羡林曾说，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中他最佩服的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马寅初。
提议对发国难财者
征收临时财产税
马思泽从1953年出生起，就同祖父马寅初一起住，1961年马先生辞职归家时，他只有8岁。“爷爷每天非常平静地写作、锻炼，我们当小孩子的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惟一遗憾的是当时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广场晚上的联欢。“往年这个时候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联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国家领导人。但1958年晚会那天，我们觉得到时候了，爷爷却说不去了，身体不舒服。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们，祖父在家里跟我们谈论过人口问题吗？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仔细回想，在我们共同生活的30年间，他也许同我们的父辈谈论过，但的确从未跟我们这些第3代谈起。当年他的人口理论被批判时，我们都还是孩子，随后的十几年，人口问题成了禁区，再后来，等我们真正想要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爷爷已经年迈，无法与我们清晰地讨论问题了。”
年幼的他曾经从祖父书房翻出一本批判《新人口论》的油印册子，“云里雾里地看完，却百思不得其解”。无法将册子中批判的这个要“用战争消灭人口”的人，与身边那位阳光、慈爱，为孙子们剿灭蚂蚁而恼怒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马思泽笑着为本刊记者介绍他的堂弟马大成，“他现在杭州马寅初纪念馆工作，是9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当年我爷爷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起因之一就是建国后他历年回浙江嵊州老家考察，每次大成的父母都会抱着一个新出生不久的孩子出来欢迎他，着实让他吓了一大跳。”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浙江绍兴县皋埠村，按干支纪年，他出生之年为壬午年，五月为午月，初九为午日，再加上他午时出生，又姓马，正应了老话说的“五马齐全”！
马寅初幼时举家迁居嵊县浦口镇，他的父亲马棣生有一手酿酒的好手艺，母亲王氏贤惠精干，家里开的“马树记”酒家生意甚是兴隆。马棣生最初想培养马寅初做账房先生，但马寅初执意要念书。在义父张江声的资助下，他于1898年秋入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学。1906年，他获得官费派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资格，并和其他留学生得到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召见。
马大成听族里的老人讲，马寅初要留学西洋的消息曾令举族欢欣，马家人办了几天酒，唱了几天戏，热热闹闹庆祝了一番。“按照老辈的说法，清末北洋大学毕业，就相当于旧时的‘赐进士’，一人中举，全家风光，就连村里人也跟着横起来。光绪年间，距离我们浦口5里路的塘头溪村有个读书人中举，他们村的人到我们浦口买东西不付钱，浦口人都拿他们没办法。小爷爷留洋等于给浦口人出了气。”
1916年，马寅初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年34岁。他先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
1920年起，他一边创办新式商科学校，一边陆续在上海、北京的学校和金融机构发表演讲，普及经济常识、吁请整顿币制。1927年，45岁的他辞教入仕，抱着“为国牺牲”、“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加入了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却越来越虚空动摇，寄望税制改革、再造中国经济的他最终发现，政府“不能办富人税，只能在穷人身上着想”；“三民主义”是虚、权贵资本是实；“此种丧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
“今旧道德已渐失其势力，欲打破人民升官发财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应将新旧两教育互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他重返文教阵地，先后在杭州财务学校、上海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
“很多人赞叹祖父在1958至1960年间的表现，其实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获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难而进。”
马思泽指的是1939年。那时，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们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
“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
他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对着人群中的特务说：“我马某人愿效谭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妻子儿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从而把我今天讲的话，当作赠给他们的一笔遗产！”
1940年12月，马寅初被逮捕，国民党中央社发稿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实际上他已被押进贵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他被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回到重庆，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
经周恩来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强烈呼吁，1944年12月，62岁的马寅初终得自由，当月月底他在重庆工商界“星期五聚餐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数年监禁丝毫未能折损他的刚正公义，他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的演讲，这位声名远播的经济学家、资深国民党员亮出了自己最新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
其后数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党外盟友，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察开启民智，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中国为什么穷》、《今日我国经济的总检讨》、《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我们应该怪什么》等演讲。
1946年，上海18个经济学术团体为马寅初64岁寿辰庆生，打出一面“马首是瞻”的锦旗。
“‘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我爷爷的这句话传播很广，很多人佩服他的硬骨头精神，把他想象成了钢铁战士，”马思泽看过一些有关祖父的文章以及影视作品，“大义凛然，言辞激昂，很正面很高大。”
他笑着说，很多细节“是作者善意地夸大和演绎”，“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在‘新人口论’遭到全国范围持续的口诛笔伐、‘右派’帽子随时可能扣下来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他居然还会公开撰文调侃自己被批得‘心广体胖了’，‘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可见他那深入骨子里的倔强和幽默。”
“爷爷个头不高，脸型和体态均很圆浑，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棱角，完全不像个‘战士’。他将‘事’与‘人’分得很开。听我父亲讲，在重庆时期，爷爷在各种场合撰文演讲，猛烈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财税政策，但同时又仍能与他们交往，所以在重庆大学的师生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爷爷举办60寿辰庆贺会的时候，孔祥熙也送来了贺联。爷爷非常敬重和感谢周恩来总理，但在如何对待人口问题的观点上，他谢绝了周总理的劝导，选择了拒绝认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