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儿孙
马家儿孙
马寅初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遗产，除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乐观豁达地生活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北京
和北京一些著名的胡同一样，大规模的拆迁、开发使得东总布胡同早就变了模样。
总布胡同位于东单至建国门之间，长安街以北。分为西总布、东总布、北总布三段，全长一千多米。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马思泽熟稔这条胡同的历史。
“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西总布胡同西口向巡逻的清军士兵开枪挑衅，被清军击毙，由此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1919年‘五四’运动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就发生在北总布胡同的中段……”建国后，李济深、沈钧儒、李宗仁、张治中、十世班禅、乌兰夫等著名人士都曾住在这里。
如今这条胡同只剩下几个院落保留得较为完整，马寅初先生居住过的东总布胡同32号院是其中之一。
悲欢离合
1949年马寅初到北京参政后不久，陈云安排他在东总布胡同62号(后门牌改为32号)小院安家。
“刚开始，就爷爷一个人住在这里。当时他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许多工作要在上海处理，就两地来回跑，家里的其他人则多住在上海。1952年，各大区军政委员会机构撤销，爷爷才开始常住北京。”
马思泽的奶奶和父辈，是在1953年后陆续迁到北京的。他的父母亲、伯父伯母、三姑夫妇，以及姐姐和两个表姐，一起住进了这个院子。“我是第3代中第一个在北京出生的孩子，最后住在这个院子里的第3代一共有8个人。”
马寅初和两任夫人共育有8个子女，长子不足一岁时不幸夭折，长大成人的7个子女中头5个都是女儿。
马思泽没见过大姑姑马仰班，“1953年我没出生她就去世了。”他的二姑姑马仰曹在英国，二姑父是台湾方面驻英国代表，1949年后一直留在英国。三姑姑马仰惠在北京，后来长期担任爷爷的生活秘书。四姑姑马仰兰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定居美国。五姑姑马仰峰在上海。他的伯父马本寅和父亲马本初是马寅初最小的两个孩子。
著名文史学者扬之水的书窗正对马家小院，站在窗前，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内那栋淡黄色的欧式两层小楼。年过八旬的马本寅和马本初兄弟俩仍住在这里。老人们很少出门，院子里多数时候都安静无声。“我判断他们家还有人住着，每年冬天的时候，都有人运煤来。”
马思泽当年给爷爷马寅初烧书的采暖小锅炉这两年才弃用，高高的烟囱成为过往岁月的特殊见证。
一直到1960年之前，这一大家子都是同桌吃饭，“餐桌是一个大圆桌，像餐厅里那种能坐下十多个人的大桌一样。”
即便是在“新人口论”遭到围攻的那几年，马家关起门来仍然是其乐融融。家里的小孩子，马寅初按照家乡风俗，不分男女统称为“妹妹”。“夏天吃完晚饭，爷爷会拿出一两个西瓜，全家人聚在一起，吃西瓜乘凉。”
1960年前后粮食开始紧缺，“我们这一辈儿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特别能吃。父辈们每天上班，大家回来的时间不一样，有早有晚，凑在一起吃饭不太容易。从那个时候开始，吃饭的单位就划小了。爷爷奶奶在一起吃，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也跟他们一起吃。其他人就以小家庭为单位分开做饭吃饭。那会儿也很热闹，到吃饭的时候可能摆三四桌，每桌的东西都不一样，有时会交换一些菜啊什么的，大家串着吃。”
热闹幸福的大家庭生活在1969年终止了。当年4月，马思泽的母亲去河南干校下放劳动，“我妈妈是家里第一个离开的，我爷爷那时候行走已经很不方便了，他拄着一个高木凳，拖着病腿很慢很慢地坚持从房间里一直走到大门口，把我妈妈送走了。”
再后来是马思泽的伯父伯母、姑父、父亲、姐姐……“我是那年9月离开家的，去的是我母亲所在的干校。我走的时候，家里只剩下5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3岁以下的弟弟们。”
1971年，89岁的马寅初写信给北京市委，为马思泽争取到回城机会，家中其他人也陆续返回北京。“全家稍微安定一点，我爷爷就生病了。1972年他得了直肠癌，住院做手术。手术后，他人生的最后10年基本上就是在轮椅上度过了。”
马本初的坎坷命运
马思泽的父亲马本初直到马寅初卧床之后，才经周总理批示调回北京。他是马寅初最小的儿子，4岁上学，在马家第二代中天资最出众，命运也最坎坷。
抗战最后一年，不到19岁的马本初从重庆大学机械系应召入伍，他的工作是给驻前沿部队的美军陆空联络小组当翻译。
这个小组的任务是背着一个手摇发电的步话机，在前沿部队的观察所里，为中美混合空军联队的轰炸机提供准确的敌方目标、校准弹着点、评估战果。小组经常遭到日军的猛烈射击，“有一次一颗子弹打到我父亲的钢盔上，差一点儿就牺牲了。那个钢盔父亲一直保存到文革开始时才销毁，同时销毁的还有一件珍贵的战利品——一面中国军队缴获的日本太阳旗，上面签满了日本军人的名字，这是我父亲离开军队时，一位团长赠送的。”马思泽告诉记者。
抗战胜利后，马本初返校继续学业。毕业后拿到两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吊诡的命运却捉弄了他。“因为他中断了一年学业，毕业那年，正好赶上1948年，国民党军队开始溃败，政府也陆续南迁。时局变迁，他遵从父命留在了杭州。”
马本初无奈终止了他的留学计划，他也是马家第二代中少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的，“我其他的姑姑、伯父大多都出国留学了，有的解放前留英留美，有的解放后留苏。”
这还只是马本初坏运气的开始，“文革”中，他因为曾加入国民党军队被反复审查，“但我父亲始终认为：‘我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但是我打的不是共产党，我打的是日本人，打的是民族解放战争。’”
他一生都没有绕开“辍学从军”的影响，马寅初的人口论观点被批判后，他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晚年退休后，他心中仍对命运不公难以释怀。
马思泽为爷爷辩护
“那个时候，一个人趴下，全家卧倒，”马思泽苦笑一下，“我爷爷和我父亲的问题，也直接对我们产生影响。姐姐马思润在工厂里表现优秀，单位连续两年推荐她上北大，但学校一看她档案，是马寅初的孙女，立马就退回来了。那个时代的标准就是这样，你家庭出身不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能考虑你。”
马思泽称自己是在一个“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是社会地位又很低的家庭里长大的”，年轻的时候，他“有种强烈的自卫意识”。1975年，他所在工厂的一位副厂长跟他聊天，“你爷爷这个人口问题是因为他岁数太大了，网开一面，不太追究，所以才没有把他打成‘右派’。”马思泽回了一句：“这事谁对谁错还得走着瞧呢！”副厂长一下子愣在那儿，“他没想到我会说出那么一句话。那时候正是‘四人帮’闹得最凶的时候，他要是跑去检举我的话，我立马就会被撂倒。”
继承马寅初的乐观豁达
马思泽从内心里敬重父亲，“他真是为革命做了不少贡献的人，除了打日本人外，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我爷爷已经被软禁在歌乐山，那时候爷爷跟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的一些书信都是由我父亲传递的。”
但他更希望父亲以及自己这些马家后人能够继承到爷爷的坦然从容。马思泽笑称爷爷是一位“阳光老人”，老人家即便是九十多岁之后也常常给大家制造“惊喜”。
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天津人民医院院长、“反动学术权威”金显宅率领医疗小组为90岁高龄的马寅初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
“手术后金大夫去病房查问爷爷的病情，金大夫说天津话，我爷爷说浙江嵊州话，爷爷有些耳背，俩人谁也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金显宅年轻时曾赴美留学，遍访欧洲，“他知道爷爷也是留美回来的，就改用英语询问病情。我爷爷马上就听懂了，也用英语回答。”马思泽站在一旁，既惊又喜，“那个情景很难忘，我爷爷九十多岁，金教授也将近七十岁了，两位古稀老人呱啦呱啦在那儿讲英语，反倒是我听不懂了。”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爷爷该锻炼就锻炼，该做研究还做研究，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消沉的时候。即便是因‘新人口论’遭到批判，人家贴他的大字报，他每周还是会带我们去景山、北海甚至香山鬼见愁走路登山。爷爷给后人留下来的最宝贵遗产，除了认认真真做事情，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乐观豁达地去生活。”
中国面临人口负增长风险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