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周恩来劝阻
马思泽（马寅初长孙）（姜晓明）
马寅初(前排中黑衣者)被捕前与重庆大学师生合影
马寅初被捕前与重庆大学师生合影
平反时和北大领导及亲友合影，前排持花者为马寅初
不听周恩来劝阻
马寅初从来就不是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解放初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一边参与指导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一边努力学习俄文，学习马列主义。
1951年6月，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被任命为北大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就职演讲中，他说：“同学们或许要听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要使诸位同学大失所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的方针。一个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贯彻为任务！”
他号召教职员工学习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处，也是为了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不要时代进步了，你的思想停止着；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维持你现在的利益，不向前进，要落后的。坚持落后，就会变成反动，所以要学习，时代向前跑，你要跟着向前进”。
他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当年9月，周恩来应马寅初之邀到北大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自此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这是建国后知识分子失掉独立性的开始。当年的《人民日报》陆续刊登了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茅以升的《我的检讨》、李宝震的《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罗常培的《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文章。
为了让北大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过关，马寅初专门到周教授家中给他做工作。马寅初在一个台阶上跳上又跃下，对周说：“只要下决心改造，就如同这一跳，就改造过来了！”
“讲政治”的表现还有，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不少人提出党委撤出高校的建议，马寅初在会上大声反对：“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大为例，有8000个正规生。这8000人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
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与新政权的紧密结合，曾使得有人在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和“新人口论”痛遭挞伐时，偷笑他“拍共产党的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热忱发自内心，那些“讲政治”的话语和行动，恰如《圣经》所说的“我因为信，所以如此说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早早为自己未出世的第三代取好了名字，“思润”、“思泽”、“思东”……几乎每个孙辈的名字都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景仰。
但他无论是治学还是参政，始终以调查和实证为凭据，也因此不曾陷入高呼口号和惟意志论的歧途。1958年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
“他身居高位，跟政治家们走得很近，为什么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马思泽坦言，“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我想一是他爱说真话的个性使然，他身居高位，却不迷恋高位，所以可以独立地发表见解；另外一方面，他用的是自己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他对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把握。”
自1953年起，马寅初每年都回浙江走访、调研，有赞有弹，从未停止过逆耳忠言的进谏。他的《新人口论》中关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降低消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的核心构想也是经过3年的实地考察后方才提出的。
1955年他在人代会浙江组就人口控制作了发言，“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故我主动把发言稿收回”。
等待观点公开的日子里，他曾对《文汇报》驻京记者说，“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马寅初与周恩来私交颇深，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进行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
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写进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马寅初在准备攻击毛主席的炮弹”
1961年初，已经“下台”的他上书中央，对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惟意志论等问题坦率陈词，“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
1962年，他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身份到老家嵊县视察，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指示当地县委、县人大：“马寅初此次出京视察，是为了搜集情况，准备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炮弹的，你们要事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发炮弹也不能让他搜集去。”浙江省委统战部也作了指示，“要密切注意马寅初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作好秘密记录(作记录时不能让马老看见)，于每晚11时用电话向省里汇报。”
余国柱时任嵊县副县长，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商量来商量去，由我和统战部工作人员蒋文儒同志负责全程陪同，我顿时感到担子沉重。”
马寅初到浙江后，时任浙江省粮食厅厅长丁友灿“奉命”以同乡和朋友的身份陪同前往嵊县，“当晚，为马老接风，我们几位副县长都作陪。席间，马老闷声不响，埋头吃饭。不知是因为长途奔波累了，还是因为马老感觉到我们心中有鬼，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马寅初休息后，余国柱等人赶紧与丁友灿一起商量、研究第二天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布置防范工作。
马寅初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约见嵊县城东科技站的技术员杨木水，这位桑蚕养殖辅导员1961年给毛泽东和马寅初分别投书，提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反对办食堂，反对大锅饭”。
接待组事先精心组织了人选，准备了一场以“大讲农村生产自救大好形势，批臭‘包产到户’反动理论”的座谈会，通知杨木水参加，但不给他机会发言，并且要让马寅初在座谈会上“受到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育”。
没料到马寅初把杨木水单独叫到宾馆，“砰”地一声把接待组关在了门外。
“我和丁厅长、尹秘书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情急之下，他们叫来一名县医院年轻护士，命她以照顾马寅初身体为由敲门进去，不料刚进去几分钟，小护士就被打发出来。
余国柱只得硬着头皮自己去敲门，赔笑说：“马先生，是这样，您的指示很重要，县委怕有所遗漏，特意派了一位速记秘书来听候您的调遣。”
马寅初面露愠色，再次拒绝了接待组变相旁听的要求。他同杨木水单独谈了三个多小时。10天后，马寅初因病提前结束调研，余国柱等人带着忐忑的心情送他离开，经集体研究送了他10斤年糕、5斤榨面、一个猪头、两斤板油。
尽管马寅初后来并没有拿出什么“攻击毛主席的炮弹”，但余国柱等人仍然遭到“阶级立场不坚定、汇报材料观点不鲜明”的批评，杨木水其后被监禁17年，直至1979年4月才出狱。
“文革”中总理指示保护马寅初
时年80的马寅初因风寒匆匆离开嵊县，先到杭州省立浙江医院就医，被确诊已由重感冒转为急性肺炎。在杭州治疗一个月后，他返回北京，直接住进协和医院。这场大病使他元气大伤，愈后双腿行走不便。3年后，一腿瘫痪，艰于行走，90岁时另一条腿也瘫痪了。
“‘文革’开始时，我12岁，在家里的男孩子中算是最大的。爷爷腿脚不便，我们孙辈就承担起收集信息的任务。”马思泽和姐姐马思润曾多次去北大，“在一排排大字报墙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
大字报从北大传到社会，贴到长安街上、大小胡同里。马寅初曾不顾腿疾，自己出门看大字报，马思泽和不到10岁的弟弟一边一个，保护着爷爷不被自行车碰到。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城里的动静变得更大了，红卫兵四处抄家，马寅初所住的东总布胡同也未能幸免。住在该胡同1号的著名实业家李烛尘，建国后官居轻工业部部长，虽然本人受到有关部门的保护，家里仍然遭到彻底查抄。
“与其等红卫兵来查抄损毁，不如自己动手处理。一天，我父亲马本初下班后，轻轻对爷爷说：‘爹，咱们家也收拾一下吧。’”
大人收拾好了需要处理掉的书籍、信件，甚至包括马寅初先生已经写完、尚未付梓的近百万字《农书》书稿。马思泽负责把它们搬到院内的小锅炉去烧掉。“炉膛的火烧了好久，都烧完了，我摸了下暖气片，是热的。”
有两件物品在进炉膛之前被马思泽捞了出来：一是1941年重庆大学师生为被囚禁在贵州的马寅初庆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还有一件是新华社当年祝寿时送的一副红绸对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爷爷从北大辞职回家之后，一直很平静。上了年纪的人，不像我们年轻人容易七情上面。烧书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躺在竹躺椅上，静静地看着我们整理，偶尔有拿不准是否需要处理的书会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什么话。”多年之后，马思泽每忆往事，心里都会隐隐作痛，“爷爷当时在想什么，我无法想象。”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反动透顶”的马寅初最后并没有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来到家中，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且明确告知，奉总理的指示，我爷爷要受到保护。”
“可能是因为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等等。”
马思泽至今记得家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总理去世噩耗的日子，1976年1月8日。“那是一个礼拜天，早晨我一打开收音机，听到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没敢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爷爷。1月10日，我家接到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这回怎么也瞒不住了。吃晚饭后，父亲把报纸给爷爷看。他什么话也没说，报纸轻轻地垂落到地上，他就那么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我们建议他不要勉为其难去参加告别仪式——他患直肠癌后做了手术，大小便不易控制，大家担心有什么意外，影响不好。我爷爷非常坚决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告别仪式当天，为了控制大小便，94岁的马寅初水米未进。“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他已经很少出门，棉服大衣什么的都压箱子底儿了，我伯父、我爸爸他们帮他找出来，一层一层地穿上，穿得非常厚，最后简直是‘塞’进轮椅里的。”
马思泽推着祖父在总理遗体前默哀，“他使劲儿地向前探身子，想鞠躬表示哀悼，我在后面帮他推了三下。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员都是绕着遗体走一圈，他坚持要走两圈。他尽了他的最大努力来表达对总理的敬意。”
沉默有时，发声有时
“文革”期间，马寅初每天读报，关注时局的发展与变化。他极少发表评论，但会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他的政治态度。
“四届人大选举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的职务，新闻公布后，爷爷立即就给周总理写了贺信，并在当晚用挂号信寄出。”
“四人帮”被打倒后，95岁的马寅初高兴地在孩子们的陪护下加入了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他乘坐小车夹在滚滚的人流中缓缓前行，放下四面的车窗玻璃，手持一面小旗不停地摇动，与大家一起分享着喜悦的心情。周围游行的群众都好奇地探头往里看，并对这位不认识的老头报以会心的一笑。
1977年8月，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十分欣喜，让儿子为他代笔，向党中央写信道贺，“我高兴邓副主席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有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出来主持工作，我们的国家必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1978年底，他在报纸上看到陈云恢复工作的消息，又特嘱家人代笔写去贺信。
1979年夏，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陈云的亲自敦促下，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正式启动。
当年7月25日，时任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党中央委托，登门拜访98岁的马寅初。新华社记者杨建业在当年的新闻稿里这样记录：
会见在马老的卧室进行。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
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正在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中旬，北京大学邀请马寅初担任名誉校长。
马寅初欣然接受，委托儿子马本初代致答辞：“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能有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实事求是地为曾经批判错了的人平反，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大有希望的……”
1979年11月，《新人口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纸风行，不到一年的时间，竟加印至23万册。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全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倡导晚婚晚育。从此，长达30年的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率发生了巨大变化。
身为电影技术高级工程师的马思泽如今只要看到与人口学有关的书籍都会买下来，“因为爷爷的关系，对我国的人口学状况和人口政策的变化有种天然的关注和了解的热情。”
“如果当初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建议，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马思泽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起他的祖父，作类似的假设。“历史不能假设。但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至少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学领域的问题，往往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社会进程验证，才能判断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决策者要允许争鸣，不要轻易地说谁对谁错，封杀不同意见。”
(参考资料：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彭华《马寅初全传》、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黄安栋《母校之魂----追忆马寅初校长》、余国柱口述、韩兴昌整理《一次特殊的接待陪同》、马思泽《焚书的年代》、马大成《我的小爷爷马寅初》、《谈谈马寅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