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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14日17:39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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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上访十年,“精神病”和“被精神病”谁说了算

  文:王刚桥

  一个独立的只对医学负责的精神病执业医师专业槽,和一个独立的只对法律负责的司法人员专业槽,当为保障公民免于“被精神病”威胁的必不可少的保障。

  10年前,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人徐学玲为了给被打伤的妹妹讨一个公道,开始上访。期间,她被政府人员送入精神病院。妹妹的事情协议解决之后,徐学玲再次上访,她要为自己“被精神病”讨一个说法。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结局是,她再次被送入精神病院。2015年5月,徐学玲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不过,鉴定书给了她一个证明:无精神病表现。

  徐学玲的经历堪称“传奇”,她一会儿“有精神病”,一会儿“无精神病”;她为了“被精神病”讨说法,结果被二度送入精神病院。

  徐学玲的“被精神病”说法是否确证,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病,既不能由利益相关方说了算,也不能由围观群众说了算——这首先应是个医学问题,应由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说了算。

  但“被精神病”在上访维稳等特殊领域,也是一个真问题。在精神卫生法制定期间,如何避免“被精神病”多次成为舆论焦点。这部法律最终明确: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而“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的,只适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当然,期望精神卫生法来解决特定领域的“被精神病”问题,似乎有些强“法”所难。精神卫生法可以明确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标准,但却无法防范一些公权力机关突破这些标准。在绝对权力面前,任何不驯服的人都是“精神病”。若不能约束公权力恣意妄为,防范“被精神病”的制度努力就未有穷期。

  当然,强制收治程序在避免无辜者“被精神病”上,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比如,制度应努力打造和支持一个既不屈从于权力,也不屈从于商业利益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圈。此外,制度也应给“不服从者”以有效的救济渠道。当被收治对象及其监护人对强制收治有异议的,有权启动复核程序,由另一批精神科执业医师来对收治对象作出新的鉴定。这固然会增加收治的成本,降低强制收治的效率,但在公正面前,再“麻烦”的程序设计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是,该如何去有效究责那些视自己为全能、视法律为无物、视不服从者为精神病的官员。明知他人非强制收治对象,而坚持强制收治,这是故意伤害,还是非法拘禁?被害人除申请复核之外,报案、举报、控告也是公民与违法行为进行法律斗争的制度依赖。怕就怕,这些渠道也为实施“被精神病”的那些责任人所掌控。

  一个独立的只对医学负责的精神病执业医师专业槽,和一个独立的只对法律负责的司法人员专业槽,当为保障公民免于“被精神病”威胁的必不可少的保障。徐学玲有没有精神病,理当由专业医师说了算。如果她确实“被精神病”了,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就得由法官来说了算。

责任编辑:王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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