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伦敦记者王艳红

　　病菌和病毒是人类的敌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对手是某种冠状病毒，我们必须赢得胜利。在着眼于早日摸清对手的“活动规律”，制造出抗病毒疫苗的同时，我们是否该想一想这些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敌人到底是怎样进入我们身体的呢？

　　微生物和人体

　　对微生物来说，我们的身体是居所、食物和传播中转站。它们并不是为毁灭我们或使我们痛苦而生的。只是，自然选择偏爱那些善于生存、繁衍并尽可能广地传播的微生物，促使它们演化出了种种手段，我们也被牵连了进来。比如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历史上总共杀死了约2亿人，一次大发作就能抹去欧洲1/3的人口，它的病原体鼠疫杆菌主要生活在老鼠身上，通过跳蚤在老鼠之间传播。不幸的是跳蚤还要咬人，于是灾难开始了。

　　当然，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传染病给我们带来的生理痛苦，并不是病原微生物的目的，只是无心的结果。在这些痛苦中，有的是微生物为了增强自身传播能力而采取的手段的副产品，比如拉肚子；有的是机体自身的防卫措施，比如发热(为了把微生物烤死)；有的对微生物和人体双方都有好处，比如咳嗽和打喷嚏。

　　原始社会是不会有大型急性传染病的——这决不表示更安全，事实上那时候人类更容易因为与动物接触过多而传染上多种疾病。只不过原始社会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极其不发达的社会，不足以“支持”急性传染病的流行。

　　农业使土地能支持比狩猎和采集时代大得多的人口密度。密集的定居人口，使微生物有更多机会通过接触、垃圾、尤其是被排泄物污染的水源等途径进行传播。在现代卫生意识未曾诞生而人口已稠密到一定程度的时代，人类社会——特别是城市——简直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型的病菌培养皿和传染病的发酵池。有了足够多的人，病原体就能在把所有能感染的人都感染到、快要消失的时候，及时地找到一批新的对象——下一代人。

　　微生物和进化

　　面对外来入侵者，我们的机体拥有一套强大的化学武器系统——免疫机制。免疫细胞四处巡查，搜索一切可疑的外来蛋白质，发起攻击。病原微生物演化出欺骗、逃避和反攻的手段，对抗免疫作用。而我们再演化出对付这些手段的手段。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拉锯战。

　　非致命的传染病如麻疯对人口密度的要求较低，它们可能伴随我们很久了。大多数我们熟悉的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都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们是文明的产物。大规模群居的动物可能在野生状态时已经携带了一些致病微生物，我们的祖先驯养它们、与之有密切接触，给了微生物适应人体环境、发生物种间转移的机会。牛带来天花(这可以从牛痘疫苗的名称中窥见端倪)、麻疹和肺结核；流感是猪和家禽的赠品。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来源并非人类喜爱的动物，比如因为丰富的粮食储备而主动接近我们的某种人人喊打的小型啮齿动物。

　　由于基因的差异，一些人对某一传染病天生拥有更强的抵御能力，更有机会存活并繁殖后代。因此，一场传染病的袭击，会使劫后的人群中拥有抗病基因的人比例增加。这就是进化。文明延续已久的社会，经历过多次劫难，人群对部分疾病的抵抗力多少会增强一些。

　　考虑到人类与微生物繁衍周期的巨大差异，如果人类只是被动地依靠淘汰和选择来与微生物进行这场无休止的战争，那就永远只能忍受这种残酷。但是，这样还不够。我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是第一种主动反抗自然选择的生物。我们虽在荒唐的战争中彼此杀戮，却也在努力活下去，并努力让自己所爱的人活下去，不肯认命地被淘汰。进化最奇特的产物——人类的脑，在痛苦和恐惧中不断寻求对抗疾病的办法。我们祈求各路神明，举行古怪的仪式，在想象力驱使下用荒谬错误的方法治病，或把怒气发作在无辜的替罪羊身上。在文明起源数千年之后，人类终于开始正确地追究疾病的原因，找到一些真正有效的办法。

　　微生物和公共卫生

　　我们容易想到青霉素，还容易想到牛痘和脊髓灰质炎疫苗。是的，伟大的琴纳、巴斯德、弗莱明和他们的同行！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面对看不见的敌人束手无策，一次次被屠戮却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细菌学说之后的现代医学终于使我们有可能做到知己知彼。不过，除了特效药和疫苗，控制传染病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的因素，经常被我们遗忘，那就是下水道、厕所、卫生习惯。这些东西已经太深地渗入我们的生活，很难让人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事实上，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公共卫生事业，是19世纪才开始的。

　　虽然考古学家在我国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了有水冲马桶装置的厕所，但在那个时代及其后相当长时间，这玩艺显然不是普遍存在的。16、17世纪的花都巴黎，人们随地大小便，把污水泼在街上，其他大城市也好不了多少(顺便说一句，据说路易十四国王一辈子只洗两次澡；宫廷贵族扑满了香粉的华丽假发中长着虱子。王公贵族尚且如此，平民的卫生习惯就更不用提了)。致病微生物容易在水源中生存和传播，洪水过后往往瘟疫流行就是一个例证。排泄物污染公用水源，是烈性传染病在人口密集区，尤其是卫生状况差的城市中容易传播的一个关键原因。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埃德温·查德威克在参与修订贫民法时，认识到贫困与疾病的关系，于1842年出版了一本研究公共卫生的著作。受其启发，加上伦敦霍乱大流行带来的困扰，英国于1848年通过公共卫生法案，开始大规模建设下水道系统，设立垃圾回收制度。这大大降低了平民的死亡率，此后其它国家相继跟进。细菌学说的问世，使这类措施有了理论基础，得以进一步推广。普遍的个人卫生教育也产生了。

　　将“非典”与历史上的传染病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药物和疫苗并不是我们对抗传染病唯一的工具，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工具。在这类战争的最前线，是看起来极为平常的公共卫生系统，再加上病例的迅速甄别和隔离机制。是的，没有特效药，就会有死亡，会有悲痛。但是，只要这个社会还维持着正常运转，公共卫生系统和防疫隔离机制没有崩溃，我们就可以把传染病控制在小范围内，使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狱惨景不至于出现，使绝大多数人免于失去亲人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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