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马尼拉记者 孙笑天

　　众所周知，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这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有关。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留学问题上有相当程度的近似性。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留学低龄化的趋势。那里也有很多家族式的富豪和政要，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子女留学问题的呢？

　　萨尔塞达家的留学生

　　“他们都在美国念书，儿子读博士，女儿读硕士”，与我住在同一栋单元楼里的萨尔塞达夫人指着茶几上两个孩子的照片，打开了话匣子。“儿子年长，出去得早，去年刚念完硕士，又联系上了博士。女儿今年刚刚去，昨天还来了一封电邮……”她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欣慰。

　　“他们都是念完了本科才出国的吗？”我将谈话切入正题。

　　“当然。他们能出国，全靠自己争取的奖学金。”其实，萨尔塞达一家可算是书香门第，丈夫阿维利诺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一直供职于当地一家小有名望的银行，妻子莱拉则在菲律宾排行第五位的私立高校菲律宾基督大学当教授。

　　莱拉向记者表示，从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父母将未成年子女送出国门深造，总体来说弊大于利。在菲律宾，即使中上等人家一般也不会这样做，原因是多方面的。

　　菲律宾素来有留学的传统，一百多年前，正是留学生将西方民主思想带回了这个贫穷积弱的群岛，最终赢得民族独立。不少政府高层官员、许多大企业的决策者，乃至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都曾负笈海外，这些人本身就是留学的巨大号召力。虽然菲律宾当地的教育体系和学位制度完全照搬美国，英语一度为唯一被官方认可的教学媒介，但教学内容安排和师资素质方面则相去甚远。因此这里和中国一样，也有很多人希望通过高水平的教育来为自己找一个光明的前途。

　　菲律宾人的英语基础虽说不错，但在国外求学仍显吃力，因此即便他们坐进了发达英语国家的课堂，学习成绩恐怕也只能在班级里“垫底”。这样不仅葬送了父母的辛苦钱，更错过了学生的宝贵学习时机。一旦学生因缺乏信心而自暴自弃，从此不思学业，损失就更大了。

　　我的一位华人朋友这样说道：“虽然我们华人普遍经商，家庭相对富裕一些，但一般也不会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你也知道，我们平时忙于工作，对孩子疏与管教，他们的自理能力和自制能力都比较差。在家里，他们饮食起居都有佣人照顾，到了国外后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现在这些孩子，生活过得舒服了，根本不能体谅父辈当年创业的艰苦，读书心猿意马，没有大人督促不行。我们主张等孩子大一些再送出去。”

　　其实，当地华人还是希望自己的后代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成长为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发展，并不断向周边地区输出繁荣，当地华人普遍希望与中国厂商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所以，许多华人都会等到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先送他们去中国大陆或台湾补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并体验当地生活，大约一年后再送他们去欧美深造。

　　菲律宾本地学生们自己也何尝不是这样认为的呢？一位在我所住公寓楼的健身中心打工的女教练告诉我，她刚刚从一家公立大学毕业（在菲律宾，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纳学费，品学兼优者还可以得到奖学助学金），已经被英国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她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而且花费也相当可观，因此希望一边工作攒钱，一边提高英语，同时收集一些与自己的研究生课程相关的资料。准备充分，就可以在海外学习更多的知识，而且也可以减轻自己留学而给家里人带来的经济负担。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菲律宾技术大学攻读本科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他们大多通过中介公司联系来此。我接触的所有同学都在抱怨：住宿条件不尽人意，老师的英语口音太重，学习十分吃力等等。更可怜的是一些自理能力较差的同学竟每天靠快餐、零食和方便面度日，身体健康受到影响。这些学生的家境普遍不错，但其中不少人自我约束能力很差，甚至有些人来菲留学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学习成了一种痛苦。作为一种逃避，学生将大好学习时间消磨在了游戏厅甚至声色场所。有些孩子年龄虽小，但心智成熟，且求知欲强，赴海外深造可以更充分地开发他们的潜能；相反，如果孩子缺乏进取心，且自制、自理及心理承受能力均达不到赴海外独立求学的要求，即使父母用金钱铺路为子女换来了洋学历，这样的“舶来品”恐怕还不如货真价实的“土特产”受欢迎。

　　我们能否当好接班人

　　小留学生能否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接班人？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不能否认的是：在任何一个人群中都有强者和幸运儿，本报记者通过网络访谈了两位小留学生。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和将来有着较为明确的想法。 “我不会比我爸差吧？”

　　口述人：Monet（美国）

　　整理：艾田

　　国内来美国念本科的人不多，我们学校就我一个。特别是像我这样从北大退学来这里读书的，更少见了。据我所知还有一个女孩也是北大读了一年然后来的康乃尔，学校比我的好得多了。

　　我从北大退学是因为有一年玩游戏玩得太过火了，逃课太多，期末考试挂了一片，家里就安排我退学了。我爸在美国找了一个朋友帮我联系的申请，除了签证我什么都没干，就成了美国学生了。

　　在这里感觉比较孤独，国内来的人基本都读博士，比我大多了，ABC又大部分不好沟通。不过我现在正在跟一个ABC谈恋爱。学习成绩比国内好多了，因为这里没那么多盗版盘，家里对钱又控制得很死，也没人陪我玩游戏。就是上上网。买东西都是上网。

　　我在北大学的是理科，在这里学的是社会学。我爸给我设计的路是硕士读法律，争取进入好学校。他自己是律师，觉得我将来做这行他能罩得住。说实话我觉得我怎么也得比他不差吧。他大学都没上过，靠自考拿的文凭，现在都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了。我一个美国的法律硕士，回去怎么也混得开啊。

　　至于小留学生堕落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过。但这里没有这样的圈子，所以我不了解。我肯定不算堕落的。说实话我觉得来美国读本科是很好的选择，学校真是以教书育人为宗旨，我这个学校本科排名在美国将将前50吧，我觉得比国内名校好多了。就是签证太难签。我听说还有去什么泰国、马来西亚留学的，这样的还是省省吧。

　　“跟他们在一起是种投资”

　　口述人：steele（新西兰）

　　整理：艾田

　　其实国内关于小留学生的每一篇负面报道在我们这里都能引起反响。哪怕是某个不大的城市的晚报上登了这类的稿子，都能被我们的父母看到，然后打电话过来追问加嘱咐。有时候我们也猜测报道的主人公是谁，因为新西兰的留学生都可以算一个圈子，而且国内的负面报道大都集中在这里。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小留学生最差劲，学习不好，风气不正，人品太坏。

　　我本人不是富家女。我父母都是专业技术人员，算中产阶级吧。我在这边每年花费不到4万新元，合20万左右人民币吧，这些钱家里还出得起。但有时候想想也是挺奢侈的，因为学费每年才1万多新元，我又不用租房，住同学家里，她们家在这边买的房子，很大。我也有自己的车，但其实是从日本出口到这边的二手车。花费大主要是因为我的好朋友们家境都很好。我们一起玩的大概有10来个人，一多半都是有钱人的孩子。很难说他们是政府官员的子女还是企业家的子女，因为这里不少人都是父母有一方在政府部门工作，另一方经商，或者亲戚里头有经商的、从政的，关系网很密。

　　我的花费主要是跟他们一起旅游，去欧洲、新加坡等地方。日常娱乐也有消费。买衣服是花费的大头，不买名牌在这里是被看不起的。确实存在攀比之风。但我觉得跟他们做朋友对将来有好处，我父母也鼓励我跟他们适当地交往。因为将来不管在哪里，要干一番事业，免不了要利用他们的资源。他们有资金有关系，我有能力，大家互相利用嘛。而且话说回来我还是挺喜好这些朋友的，他们人品其实都不坏，也很天真，有的人想当画家有的人想当游戏经理－－虽然学的都是商科。他们也很尊重我，他们语言能力不行，不管在本地还是出去旅游，都要靠我这个翻译。

　　总之，留学本来就是投资，跟这些富有的小留学生做朋友也是一种投资。我们这里有很多和我家境类似的孩子都有这种想法。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做富家子女的小跟班，我有我自己的尊严。

　　培养贵族的实验

　　黄寺

　　“生血、牛脑、啤酒：一种培养贵族的实验”－－这是大卫·奥格威对他所受到的“幼教”的评价。

　　奥格威说他的父亲，一位古典学者，“竭尽全力想让我变得像他自己一样强壮、睿智。我6岁的时候，他要求我每天喝一杯生血。这个办法没有奏效，他就又让我喝啤酒。为了强健我的心智，他命令我每周必须吃3次小牛脑”。

　　肯定还有其它的实验，也许其中还有一些是固执而荒唐的，但那位前剑桥大学橄榄球选手的尝试成功了，他的儿子创立了世界上最有号召力的广告公司－－奥美，并用优雅的法则统治着这个时代的消费主义迷狂。

　　如果我们套用一下奥格威的句式，也可以把今天中国一批新兴的权力阶层（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教育子女的努力概括出来，那就是“送出去、撒开手、多寄钱：一个培养接班人的幻想”。这些人或者是因为笃信国外的本科甚至中学教育优于国内，或者是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无力考取国内重点大学甚至是大学的局面，把孩子送到各式中介公司的流水线上，继而送到除南极洲外的每一块大陆上。

　　对中介公司而言，这些孩子只是一个“物流＋现金流”的生产线上的产品；对父母而言，这些孩子却是他们希望能传递家庭资源（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的接班人。其实这本来就是很荒诞的事情。

　　自古以来，所谓的“贵族教育”都强调个性化教育，中国有私塾、日本有私校，欧洲的私立学校开始规模也都很小。“贵族教育”是一种细致的教育，是用女人的方式来培养男人，即所谓“炉边教育”（如同母亲在壁炉前给孩子讲故事那样）。但现在的小留学生在十几岁时就被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谁会细致地对待他们？谁会手把手地传递在通识教育环境下无法学到的独特经验和知识？

　　而且，现在的留学低龄化引发的很多社会问题，也让这些“接班人”们失去了进取心和尊严。在德国，中国的小留学生被称为“留学垃圾”，甚至自己的同胞们也这么看待他们；在澳大利亚，寄宿和监护人、语言学校以及中介公司、当地的各种服务公司都把中国小留学生当做赚钱乃至骗钱的目标，这让这些孩子对自己的存在价值感到困惑。精英教育的首要前提是把受教育者当做精英看待，通过赋予受教育者心理优势来激发其创造力和进取心，中国古代的国子监、英国的伊顿公学等都是这样的学校。我们还看不到哪所海外学校能给中国的这批财富接班人们提供类似的氛围，它们所能提供的只是斗富、奢靡的病态消费氛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中国的富豪中，靠实业发家的人最成功地传递了财富和权力，如格兰仕、方太、红豆集团等现在都掌握在“少帅”的手中。最典型的例子则是刘永好和他的女儿刘畅。刘畅在16岁的时候就被送往美国，2002年获得MBA学位回国时只有22岁，但一回国就成为南方希望公司的董事长，继而成为“希望系”进军证券业的关键人物。据说，2002年回国后，刘永好安排她广泛结交北京企业界和政界名流，拜师学艺并打通人脉。根据刘永好的计划，刘畅“十年之内不会在媒体面前曝光”。我们从这条道路上能看到精英教育的思维方式：有长远计划，在择校、学习和学成后的逐渐培养上又都有细致的执行。之所以实业发家的人能有如此的自觉，想来跟他们相对其他行业更艰难的创业和成长史有关，而且他们也确实有资格来成为子女教育计划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他们本来就是强者，而不是暴发户。

　　19世纪三十年代，面对迅速崛起的巴黎资本家阶层，巴尔扎克慨叹于他们的暴发户心态和行为举止，称“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教养”；而今天，面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涌现出的商人和企业家阶层，又有人慨叹于他们在教育子女上的浅见与短视，称“富不过三代”。这两句名言无疑都是真理，因为它们都被无数次地验证过。只是中国这一代的家族财富流向还需假以时日才能看出端倪，不过至少就留学低龄化问题和那么多的小留学生负面案例来看，“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可能倒真的更符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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