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中国通”直通政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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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04日15:54 国际先驱导报 | ||||
本报记者 唐璐 在印度,如果研究美国问题,将会有许多成功的机会,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更重要的是具有执着精神 十几年前,当斯瓦兰·辛格在大学里首次读到美国作家赛珍珠的那本以中国乡村生活 研究中国问题要有献身精神 或许是1962年那一场“耻辱”战争使印度过于刻骨铭心,印度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印度的重视。在中国,不仅研究南亚问题的专家和研究所数量有限,甚至找不出一家从事当代印度研究的中心。而印度各地却分布着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其中,新德里的中国研究所是印度政府最重要的中国问题智囊库。除此之外,全印几乎所有外交和安全政策研究机构都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过去5至10年,以中国为焦点的课题日益增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 然而,在中国研究领域成为专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印度,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更多的是愿意以美国为对象,因为这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而且获得成功的机会也多。相对来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献身研究中国问题。一个学者如果选择研究中国,他必须克服语言、文化和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而其中语言可能是最大的困难。其实印度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或多或少地学过中文,但由于缺少交流和使用机会,几年之后就会淡忘。 目前在印度的学者中,精通中文的只有那些汉学家,大部分从事中印外交和政治关系研究的专家都不能得心应手地将中文作为研究工具。在笔者接触的印度中国问题专家中,许多人都坦言中国问题十分庞大和复杂,以至于有时花费5年时间,也许才刚刚能搞明白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官衔。因此,只有那种特别执着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 真正的“中国通”多出自外交部 在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中,最具传统和连续性的恐怕要属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印度的汉学家大多出自于这个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印度诗哲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创立的国际大学中率先开设了汉语课程,研究中国文史哲。正是受到泰戈尔等人影响,许多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印度人走上了中国学研究之路。目前在印度具有中国学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只有三所机构,它们是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尼赫鲁大学和德里大学。 在文化历史问题之外,印度学者最为重视的莫过于中国政治、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的研究。此外,中印关系中的军事和战略层面问题也是印度学者广泛研究且成果较多的领域。随着印度从现实意义上对中国关注的增多,印度的中国研究也逐渐形成规模,并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团体。目前,对中国政治、外交和安全问题研究最为出色的当属新德里中国研究所、具有军方背景的新德里国防分析与研究所、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尼赫鲁大学国际学院。 不过,在印度,真正的“中国通”当属印度外交部东亚司中国处的一批外交官。在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外交部特地派出了以印度前驻华大使梅农、新任驻华大使苏瑞等十余名顶尖中国事务专家组成的“梦之队”在京予以协助。这些当今活跃在中印关系战线上的外交官,可谓各个才华横溢,身怀绝技,他们普遍精通中文,有的还讲上海话和粤语,他们谙熟中国政治及外交,有的外交官不仅长于中印关系学术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甚至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就广义而言,印度外交官在任期间一般不出头露面,但是退休后大多比较活跃。其中,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是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由于任嘉德现为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召集人,其一举一动特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言论在中印两国均较受瞩目。 60岁和40岁现象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印度当今比较活跃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们的年龄段只有两个,即60岁以上的和40岁上下。按印度学者的解释,导致这种年龄断层的主要原因是,“1962年战争以后印度停止关注中国而是转向了巴基斯坦”。 1962年以后中印关系恶化,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成为印度学术研究的最大禁区,那些治学态度严谨、敢于发表与政府意见相左看法的印度学者大多受到不公平对待,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作为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现年42岁的斯瓦兰·辛格告诉笔者,印度的那些60多岁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印友好时期培养出来的,而他们这一代40岁上下的人则是在80年代中后期印度的中国研究重新形成规模时期开始起步。 在谈及60岁和40岁的专家看待中印关系是否有所不同时,斯瓦兰指出,从广义上说的确有所不同,由于年轻一代对于1962年战争的记忆不那么清晰,因此他们在看待中印关系时不太容易受到这场战争的羁绊,相对来说对中印关系的分析更为超脱和客观。不过,其实在每个年龄层次内,学者们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其知识背景和经验。斯瓦兰认为,印度所有中国问题专家所存在的共同问题是,他们对中国所持的立场要么太软弱要么太强硬。 就数量而言,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同其他领域的国际问题专家相比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但是他们的能量却并不小。在印度并不存在像美国那样灵活的专家与政府官员之间角色的互动,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机制来保证专家的观点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来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然而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尽力在印度对华政策上向政府传递自己的声音。 让斯瓦兰们感到欣慰的是,几年前,在印度外交政策讨论中,涉及中国的政策还被视为禁区。正是他们这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集体努力,印度政府对华政策在过去十年发生了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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