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贵

　　9月初，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伊拉克问题的新决议草案，希望联合国在伊战后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舆论分析说，布什政府的举动，显示它在重蹈美国历来“打完就走”的干涉主义老路；还有人认为，美国外交传统中“孤立主义”的思想又在抬头，而此前所谓布什政府推行“新帝国战略”的说法已经变得不切实切。不过，现在就如此断言，为时尚早。

　　目前布什政府放下“派头”和“架子”，主动向联合国求援，并不足以说明美国在伊拉克乃至海湾地区的总体政策发生了改变。布什政府早在伊拉克战争前就确定的、将伊拉克重建为中东地区“民主样板”的战略意图没有改变，以“改造中东”为起点的对外战略的方向更没有动摇。当前美国的态度变化，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局部或策略性的调整。

　　布什政府对其伊拉克政策做出调整，确实是因为五角大楼等部门对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够，甚至出现了严重偏差，导致准备工作远远不足，重建计划和一些举措出现失误。这些失误，使得美国在伊拉克面临始料不及的困难和挑战。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就是只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虑，也是布什政府的“顺理成章”之举。

　　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政策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其自身需要。美国一位分析家曾指出，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位总统像布什这样，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押在对外政策方面。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速胜原本为布什在国内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分，但随后在这两地战后重建过程中遭遇的挫折，眼见得要成为明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攻击布什的“炮弹”。

　　9月1日，布什在美国劳动节（9月第一个星期一）上发表演讲，保证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宣告反恐战争取得胜利。布什此番讲话，明确表明他不得不暂时将伊拉克问题“轻”放一边，转而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寻求突破。但任何经济政策在实行时都是有“迟滞性”的。因此，布什越发需要谨慎地处理伊拉克问题，转移风险，避免不断增加的美国士兵伤亡人数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但是，如果与决定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因素比起来，上述因素就只是布什政府迫于一时形势的“见机行事”了。

　　简而言之，美国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有三。其一，美国在“9·11”后对其国际安全环境的基本判断。正如美国政府在其国防战略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所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是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造成这种威胁的个人、组织和国家，尤其是“邪恶轴心”和“失败国家”等等。

　　其二，基于上述判断的、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全球战略调整。“先发制人”已成为美国信奉的重要战略原则；美国在全球特别是在中东欧、中亚等地区的军事部署已开始调整，相应的军事理念和作战原则等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其三，“改造中东”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头戏”。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的话来说，美国要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改造德国和日本，以及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改造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那样，对中东加以改造，这是美国“一代人的使命”。

　　很明显，上述基本态势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美国在伊拉克“实验”中碰到的、可能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以及大选年特殊的政治形势需要，都可能导致现政府政策的微调，但这种变化只会是局部的。即便仅从常识的角度看，像美国这样对外战略成熟的大国，一种战略的出现总是经过反复酝酿才逐步形成；而一旦形成并付诸实施，也决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更何况，迄今为止，美国国内对其现行战略的诸多根本性因素具有广泛共识。美国一位议员曾说，未来数十年内，美国对外政策都必须以反恐为目标。《华盛顿邮报》9月4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4％的美国人支持通过战争来“实现正义”，保卫美国的安全；77％的人认为美国应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这是50年来最高的比例数字；57％的人主张美国在其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抛开国际组织。这些数据，都反映出布什政府的现行战略在国内民众中仍然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

　　目前，华盛顿围绕美国对外政策的争论正日渐白热化。随着2004年大选正式拉开序幕，有关对外政策的诸多问题都将被摆到桌面上来。用美国《旗帜周刊》主编克里斯托尔的话来说，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将是美国自1980年甚至可能是1964年以来最为激烈的选举，堪称有关美国国家发展方向的全民公投，其结果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一结果，与布什当选与否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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