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疯癫和正常之间的界限，随着人们对大脑和自身的精神世界认识的深入而变化，历史上，曾有很多未患精神病的人受到错误治疗或不公对待。号称文明的当代，竟然仍有这样的例子。幸运的是，这个曾因在青春期骚动中表现异常而被强行治疗的女孩，最终成为了一个作家

　　作者 敏迪·刘易斯

　　作者简介 作家，著有《内心生活：一本回忆录》

　　我站在发言席上，望着台下的一百多位听众，他们是这所医院的精神病专家、精神病住院医生、管理人员、心理学家和其他的医院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在精神病学的系列会议上做特邀报告，这些会议是住院医生培训计划的一部分，而我本人在15岁至18岁时就住在这所医院。我被邀请来，就是谈当初我是如何被诊治的。

　　会议主持人是迈克尔·斯通博士。我依稀记得，在我住院时，斯通博士是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后来，他成了青少年精神健康科的主任，是声名显赫的精神病学教授。离开医院35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的问候以及对“美好昔日”的回顾，在我看来具有一种讽刺意味。在我住院的时候，他同别的医务人员一样，都是我的敌人。

　　我在讲述我的故事：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毒品充斥的文化潮流中，我是一个追逐新潮的少女。我逃学，跟母亲对着干。刚刚再婚的母亲不理解女儿（从前是快乐女孩）的变化，她接受了精神病医生的建议，将我拘押在精神病院做长期治疗。但在医院里，情况只能是更糟。在几个月之内，我从一个反叛的少年变成一个绝望的女孩，我喝毒药，用刀片割自己。在我的病历中记载着“不可救药”、“精神病”、“孤独症”，等等。

　　我对着麦克风用柔和的语气讲述，我回忆一同住院的其他孩子：我最好的朋友麦琪，是来自俄克拉何马的13岁漂亮女孩；我的初恋情人尼克，英俊潇洒，才气横溢，但总是不可捉摸地被死亡困扰着。我们穿着病号服，在药物的作用下，行动迟缓，面孔呆滞。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我们就以虚无主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投身到“不轨”的行为当中。我们决心找回我们的身份，即使在寻找过程中会毁掉我们自己。

　　在这讲台上，我跨越了时间的壁垒，将过去的“我”同今天作为成年妇女的我联系在一起。我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作家，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幸存者。我不仅是为那个恐惧的15岁女孩说话，也是为麦琪、尼克和许多其他死去的孩子说话，他们已经被那个年代和那种治疗方法给毁掉了。我是一个幸运者。在18岁时，我获准离开医院，在没有精神病学帮助的情况下，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精神病院的经历给我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斯通博士在讲台上做着总结发言，他谈着医疗体制的变化。他说，过去治疗期长是医疗本身决定的。但我听其他医生说过，还有一个幕后的动机：拖长治疗期，可以使住院医生同病人长时间待在一起，这有利于住院医生的培训。现在，已经不再有那种长期的治疗。由于新药和新的诊断方法的出现，人们得到更好的诊治。在我接受诊治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病人（包括我自己）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按照现在的标准，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才可能是那种病。

　　一些听众被邀请发言。一个前精神病医生站出来声明，他过去作为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一直有一种道义上的负疚感，他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尽力对过去的做法进行弥补。另一位精神病医生甚至提出了对那些无意中受损害的病人进行赔偿的可能性。我认为应该让那些过去的病人发表他们的看法。

　　到午餐时，讨论依然在进行着。那些住院医生也加入进来。一位年轻的医生谈到有一名青少年病人不愿意开口说话，但后来去外面吃比萨饼或打乒乓球时，却打开了话匣子。这些住院医生都想再听一听我的观点。这是我盼望已久的时刻。这些能够对病人生死予夺的关键人物终于肯听我说话了。

　　同斯通博士一起坐在桌子的上位，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获得了这样的权力，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也知道，这一天就会过去，我的许多问题还得不到解答。我所能做的就是讲我的故事，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对我自己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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