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华

　　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一度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所向往。但今天的德国，朝野上下充满了要求改革的呼声。从医疗体制到养老保险，从劳工市场到失业救济，一度被称为样板的德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现在却变得千疮百孔，到了不得不医治的地步。人们说，德国是欧洲经济的旗舰，一旦搁浅，整个欧洲也将迷失方向。那么，德国搁浅在什么地方呢？

　　德国作为凯恩斯主义经济的实施者，战后为了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曾大力发展福利事业。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福利系统。这一系统由国家进行整体调配，政府预算支出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投入其中。当然，国家也为此向企业和个人征收相应的保险金；一般说，企业和雇员各负担保险金额的一半。这一体制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达到黄金季节，至今让德国人怀念不已。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德国经济的低迷，使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

　　就失业保险来说，德国的体制不仅使失业者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还能享受优厚的待遇：一个失业者的生活水平和就业者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失业者还省却了做工之苦。这种制度，虽然保障了社会的平衡发展，但大大降低了人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对预算支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由于失业问题并不严重，这个问题并不突出。现在，德国的失业率高达10％，失业人数超过400万，这使得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解决失业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德国的失业问题从性质上看，主要是由于结构性问题引起的。德国企业受制于工会传统，企业改革要经过旷日持久的劳资谈判才能实现。基于对工人的保护，企业解雇工人需要支付大量的赔偿金，并需要得到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是企业中的工人组织，并不隶属于工会，但实际上深受工会影响）的认可。这使得企业的灵活性大大降低，对市场的反应相对滞后。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新经济的发展，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加强，所谓的第四产业（信息产业）异军突起，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引导产业。德国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对经济转轨应对不足，陷入一种结构性滞胀——新的尚不适应，旧的又难以革掉。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由于支出不足，德国已经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在对新兴产业扶植不力的同时，国家为了社会公正发展的需要，又要拨出巨款补贴许多已经无法赢利的煤炭和钢铁等夕阳产业。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德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改革的指导思想，一是增加就业市场的灵活性，二是强化失业者就业的积极性。就前者而言，主要是通过改革联邦劳工局的职能，使其转换成集失业登记，职业介绍和管理、发放失业金和社会救济为一体的服务机构，同时增加小时工和扶植自主创业；就后者而言，主要是通过削减福利和失业金等惩罚措施，迫使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迅速转回就业市场。

　　在医疗保险方面，德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责任、权利不明晰和浪费严重。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患者、医生和药厂之间相互没有制约，大家都在打国家保险的主意，药厂大量上马新型药，医生喜欢开价格高而药效一般的新品种，病人则小病当大病医。种种弊端，使国家在医疗保险方面的开支变成一个无底洞，同时也造成腐败问题。

　　从明年1月1日开始，德国将执行新的法律。新法律规定，法定医疗保险占毛工资的比例从现在的14.4％降到明年的13.6％，到2006年逐步降到12％。保险金额的缴纳比率虽然降低了，但接受医生治疗，每季度要附交10欧元治疗费；从2005年起，换牙的费用不再报销。同时，患者在药店购药的附加费用，将被提高5到10欧元。上述措施，主要是针对医疗保险中的浪费现象，填补体制漏洞，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

　　在养老金方面，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促使德国不得不对养老保险进行彻底的改革。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养老保险入不敷出，政府面临近80亿欧元的预算缺口。就长期的前景来看，退休人员将被迫缴纳更高的保险金和护理金。在政府拟议中的改革规划中，将引入可持续条款，使养老金占退休前毛工资的比例从现在的48％降低到40％，目的是使养老保险的缴纳率不超出22％。同时还在考虑中的措施包括：提高退休年龄，也就是从现在的65岁提高到67岁或者更高；对养老金征税以及扩大私人养老保险。

　　总的来看，德国改革走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路子，强调降低公司的税收负担，削减国家补贴和社会福利，同时为企业松绑，增强其自主性。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刺激消费和投资支出，从而引起更高水平的收入和就业。但是，德国政府的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国内得到广泛的支持，相反的是受到大量的置疑和责难，许多左派和中间人士指责执政的社民党背叛自身的宗旨。但是，也有不少人呼吁，德国人如今确实需要“多工作，多生育”，共同承担改革的代价。

　　德国的改革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广义看来，我们可以把德国的改革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国家和企业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行转型和革新的实践。而德国议会和政府正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德国能否走出这段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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