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计划中没有，也不该有女性的位置——美国第一位环绕地球飞行的太空人 阻止女太空人的所有活动——美国第36任总统

　　女性在太空中根本不用戴胸罩——“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成员

　　女太空人只是吸引公众目光的噱头——美国空军军官

　　上面的几句话让我不得不再次提及年初坠毁的“哥伦比亚号”，因为只有将它与“挑战者号”并置，我们才能在彻底的悲痛中看到一个悲中带喜的现象：在这两次灾难中丧生的14名太空人中，有4位女性，比例接近30％。也就是说，女性已经成功地走进了过去一度被男性垄断的航天领域。

　　面对万有引力和世俗偏见

　　还记得约翰·格伦是谁吧？1962年2月，他成为美国第一位环绕地球飞行的太空人。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英雄式的人物曾“大义凛然”地在国会上断言，美国太空计划中没有，也不该有女性的位置，理由异常直白：“这是我们社会秩序所决定的事实。”他认为，男人可以开飞机、离开家园、浴血沙场，“可以承受所有的风险”，而女人则不该去任何有危险的地方，守着家庭就好了。

　　如今，格伦先生已经离开参议院在家休养了，听说固执的他后来曾几度调整过自己的观点。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已经有很多女性担当起类似于战斗或飞行之类的危险责任，有的甚至为这种参与的热情付出了生命。

　　凯维勒斯（Kevles）在《天堂花：女太空人的故事》一书中展示过她对女性航天问题的洞见。在她眼里，女性向万有引力和世俗偏见发起的双重挑战，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跨度几乎可以覆盖整个太空时代。

　　航天是否需要女性的参与

　　1957年，前苏联用太空船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仅过了一年，不甘落后的美国就成立了NASA，并在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号令下发射了几颗人造卫星作为回应。从此以后，NASA开始大规模招募航天人才，并从中筛选出很少的一部分作为候选的太空人，后来名声大噪的“水星7号”小组便是NASA这一决策的产物。

　　到了1959年，在新墨西哥州经营私人诊所的外科医生伦道夫·拉夫罗斯创立了“拉夫罗斯医学研究基金会”。在基金会的名义下，他和他的同僚唐纳德·佛立金格开始评估派遣女太空人执行航天任务的可行性。佛立金格是一位军衔不低的医生，他希望能证实，NASA需要女性的参与。

　　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也期待着女太空人的出现。在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他发表讲话称：“女性是太空人的最佳人选，因为她们体重较轻，判断力更强。”近年来的一些医学研究也表明，女性的生理特征使“她们对疼痛、酷热、严寒、单调和孤单等不良环境的忍耐力高于男性”。

　　“炼狱”之后，仍是空等待

　　佛立金格的研究结果没有让他失望，杰瑞·科布，一位年轻的女飞行员，就在这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位飞行时间已超过一万小时的姑娘曾创造过三项飞行记录。在NASA对她示好之后，她马上被送到了拉夫罗斯的诊所里。在那里，她经历了“水星7号”小组那些成年男性经历过的一切艰难：心脏和肺部承受能力的测试真可以说是“撕心裂肺”；在高速旋转的航天离心机中还要努力保持清醒；长时间被绑在高度倾斜的木板上；整日被关在没有一丝光线的房间里；在水中浸泡十几个小时；最可恨的是，实验人员甚至让她吞下一个近一米长的橡胶管，以观察她的呕吐反应，难道太空食品会难吃到这种程度？

　　尽管经历了这样的“炼狱”，但科布并没有成为第一位女太空人。究其原因，既不能说科布不够优秀，也不能说NASA过于黑暗，而是因为1961年6月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个载人航天器——尤里·加加林上太空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气急败坏的NASA为了夺回领跑位置，搁置了所有与载人航天无关的项目，其中当然包括“女太空人是否可行”这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对NASA来说，这是一场冷酷的战争，与“冷战”一样“冷”。而战争，则让女人走开。 对科布的遭遇，凯维勒斯扼腕不已：“科布的优秀天赋足以使她成为最优秀的太空人之一。”

　　男太空人的意淫日记

　　科布也为自己的机会抗争过。她屡次写信给NASA高层，请求重新考虑她的候选人资格。NASA高层的回复很简单：“太空已经日益拥挤，我们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再为之增加任何不确定的因素。”

　　与科布情境相似的，还有一个叫简·哈特的女性。为了争取太空人的候选人资格，她们一起拜访了当时的副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希望他能把她们送回原来的岗位。她们说，这件事不光对她们很重要，还有可能“开创美国事业型女性的新篇章”。约翰逊很有耐心地听完了她们的意愿，在结束谈话前，他还说了诸如“我很同情你们”、“我会尽力”之类的话。可一回到办公室，这位即将接肯尼迪之任的总统就不假思索地写了一张小纸条，要求秘书立即照办。这纸条上写着：“阻止她们的所有活动！”

　　相比之下，男太空人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身边总有女性准备投怀送抱。虽然在私生活里“欢迎”女性，但大部分男太空人却不愿意让“她们”参与“他们”的事业。麦克尔·科林斯，“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成员之一，曾在日记里以意淫般的笔法描述太空中的失重状况：“毫无疑问，女性在太空中根本不用戴胸罩……想象一下，未来的太空船里有一千位女士，舱内漂浮着两千个美妙的乳房……我自然是太空船的指挥官……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又到了检阅下属的时间……”依我看，这位“指挥官”老兄一定是一个人在隔离舱里闷出毛病来了。

　　没办法，赫鲁晓夫喜欢她

　　简·哈特后来曾起诉过NASA，但很快就被驳回了。到了1962年，一些迹象表明，前苏联准备将一位女性送上太空。按道理说，美国最尊重自由、平等和公正，应该有所表示才对。但NASA只是冷漠地耸了耸肩，似乎从不知道这件事。

　　在太空人的定位问题上，前苏联和美国确实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前苏联的太空人多如牛毛，“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太空船的航行始终控制在地面人员的手中；而在美国，太空人是真正的领航员，他们自己控制飞船。

　　再回到苏联女太空人的问题，NASA高层对此也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的说法是，苏联人迟早都会把女性送上太空，“你看，他们把猴子都送上太空了，何况女性呢？”1963年，当苏联真的把一位女性送到人造卫星的轨道上时，美国空军军官雷顿·戴维斯嘲笑说：“这只不过是个吸引公众目光的噱头而已。”可转到美国的登月计划的话题上时，戴维斯马上改口：“当然，把几个美国男性送上月球就是另一回事了。”

　　凯维勒斯曾仔细研究过前苏联太空计划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不管女太空人的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总之绝对不是出于性别平等的考虑。第一个女太空人名叫瓦伦蒂娜·特雷斯科娃。凯维勒斯说，选她完全是赫鲁晓夫的主意，因为赫鲁晓夫喜欢她的长相和她工人阶级的背景，其他因素则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对赫鲁晓夫的这个决定，前苏联著名的火箭设计和太空技术专家罗廖夫·科罗廖夫非常不满。据他的记录，特雷斯科娃在这次太空之旅中屡屡犯错，以至于他发誓“以后再也不让女人参与太空计划了”。科罗廖夫是个言出必践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此后的19年里，前苏联再没把一位女性送上太空。

　　6个能干的“老姑娘”

　　1978年，NASA迎来了自己的20周年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自此以后，NASA开始指派女性担任部分探索计划的太空人。有一段时间，NASA居然招募了1500多名女性。从她们中，NASA挑选出6位对心脏外科、电子工程、天体物理和地质学都有相当造诣的佼佼者，并把她们组成了一个“先锋班”。有趣的是，这6人全都是“老姑娘”，其父母也全都特别支持女儿为事业牺牲青春的举动。此外，她们的共同特征还包括：都是从那种整个院系只有一个女性的地方毕业；性格极端男性化。唯一一个尚把自己当女人看的是萨丽·赖德，她后来成为了美国第一个女太空人。

　　虽然“先锋班”的几位女性很快就向世人证明，女性也能在太空行走、也会对太空舱进行维修。但是，女性在航天领域中的地位仍然不高。直到1999年“登月30年庆”，航天领域的记者招待会才有了历史上第一位女主持——爱琳·科林斯。这位令人尊敬的女性是第一位担任航天飞机指挥官的女太空人。

　　与1978年相比，如今的女太空人比例已经翻番，但还有更多的里程碑等着我们去奠基——不仅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问题，也包括全人类都关切的问题。今年，又一批“火星探索者”上路了。它们提醒我们，还有很多工作等待太空人去完成。另一方面，被仇恨驱使的战火还在地球上蔓延，与太空计划相比，这个世界可能更需要超越国界的和平。难道，我们希望看到一支国际联合远征队在抵达某个星球时，以“战争之神”来为它命名吗？

　　莫默 编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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