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辈虽已逝去 战争创伤犹在

　　若水/编译

　　15年了，噩梦仍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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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尔佳·米勒现年61岁，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她曾经几乎夜夜做噩梦，最糟糕的是，她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

　　在接受心理治疗时，米勒痛苦地与记忆作着斗争。但是她有一个不愿触及的人物，那就是在她孩提时代就已去世的父 亲。她越是回忆他，噩梦就越是频繁，脑子里全是尸体和骸骨的形象。

　　治疗师曾经建议米勒回忆一下她父亲在二次大战时的经历，但立刻被她拒绝了。“我对二次大战没有兴趣，它对我来 说没有任何意义。”眼神疲倦的米勒说。

　　对于父亲，米勒自认自己了解她需要了解的一切，即他和她朋友的父亲一样，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德国士兵。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勒逐渐动摇了。她痛苦地发现，她的父亲瓦尔德马·阿梅隆曾是一名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宜 ”的纳粹党卫军军官。据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专家证实，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数以万计的关押在波兰巴拉诺维奇地区(今白俄 罗斯)的犹太人被处以死刑。

　　从此以后，米勒就开始了她痛苦的内心挣扎，从她最初发现真相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噩梦仍未结束。

　　战争——个人也有责任

　　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事件过去差不多有60年了，但很多德国人仍然难以直面父母或祖父母一辈在这场浩劫中 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于尔根·米勒-霍哈根是慕尼黑的一位精神治疗师，他在2002年出版了《爷爷不是纳粹》一书。他说：“只有极 少数人才能正视他们祖辈的行为。”理由很简单：犯过罪的人很少会公开谈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作为后代也不愿了解受自己 爱戴与尊敬者的反面形象。

　　一项针对后代是如何描述自己先辈在纳粹时期表现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二接受访问的祖孙辈后代都认为他们的祖父母 都曾反抗过纳粹或帮助过犹太人，尽管事实可能完全与之相反。那些胆敢触犯家庭禁忌的人往往发现自己成为众叛亲离的目标 。“自1945年至今，德国大众都不愿将反思的对象从那几个战争首犯转移到普通人身上，而后者的数量是非常浩大的。” 米勒-霍哈根说。

　　“这些都是很困难的问题。但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拥有的并非只是像歌德、贝多芬、康德和国家足球队那样令人 骄傲的人物……纳粹时期也是我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值得从个人层面进行反思的地方。”

　　正视历史

　　才是自赎的惟一途径

　　黑尔佳·米勒的反思是从1989年开始的，起点是位于斯图加特附近专门调查纳粹罪行的机构所在地。

　　“我记得一个男的抱着一大堆文件走出来，却又犹豫着不敢递给我。”她回忆说，“我不懂他的意思。”

　　“接着我看到了父亲的名字，他在巴拉诺维奇屠杀事件元凶名单上的12到14个人中排第二位。我登时就明白了父 亲的所作所为，我的生活从此便发生了改变。”

　　米勒想到借助心理学治疗来摆脱心灵的重负，但她发现几乎没有人能帮助像她这样的人。她无处可去，没有人同情试 图揭开亲属在纳粹时期经历的人。

　　由于德国缺少专门治疗这些心理疾病的专家，米勒1992年去了美国波士顿。在那里她参加了哈佛大学发起的一个 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战犯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

　　“我记得我坐在房间里，轮到我发言时，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米勒说，“然后有个犹太妇女走了过来握住了我 的手，我才开口说话。”

　　对米勒来说，向那些在纳粹的受害者家庭述说她父亲的罪行，这使她得以正视内心的负疚和耻辱。米勒自己已经当上 了祖母，在确信父亲的行为已经真相大白之后，她已经不必再生活在阴影之中了。

　　“我曾经觉得自己生来就有罪。”她说，“今天我可以说我不再负疚了，但是如果我像其他德国人那样无视历史，那 我就无从摆脱这种负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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