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就曾提出过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对日关系的看法和做法上作 一些调整”。尽管那时已经有了“新思维”的内涵，但“对日关系新思维”一词却是由《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诚在《战略 与管理》杂志2002年第6期一篇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文章中首先明确提出的。

　　马文甫一发表，便引起轩然大波。20个月来，中国国内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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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已经经历了震惊、批判和“ 拨乱反正”三个阶段。

　　“对日新思维”石破天惊

　　2002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30周年。此时，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与人员交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密切阶段。 然而，与此同时，两国的政治关系尤其是两国民众间的厌恶感，却也达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地步。

　　如何才能打破这种“‘贸’合神离”的僵局，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成了中国官员、学者以及广大民众普遍 关心的话题。这时，马立诚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他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其中心思想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日本 是亚洲的骄傲，中国应该用“新思维”来理解和交好日本；中国对日本不应过于苛刻，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

　　马文长达1.1万字，但这篇长文却成为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章。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归因 于三个方面：一是恰逢中日关系面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困难时期；二是马文观点独特，刺激了中国民众 的历史伤痛；三是马文的写作方式为其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尽管不少人说马文逻辑混乱、很“水”，但其“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却使广大受众能够“轻松”地阅读下去。马立诚 曾经对《外滩画报》记者说，在这篇文章的写作方式上，他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记者出身的马立诚在这场关于中日关系的大讨论中“拔了头筹”。四个月后，以研究美国问题和国际关系见长的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在《战略与管理》杂志2003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文章，主张中国应大 幅度改善中日关系，大力尝试中日接近。他还提出搁置历史问题，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5项建议。

　　国际问题专家出身的时殷弘为这场大讨论树立了新的“标杆”。此后，马文和时文一并成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代 名词。

　　不管是马文的“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还是时文的“在一段时期搁置历史问题”，两人都主张用“新思维”来“ 交好”日本，两人都触及了中国人民的历史伤痛。两篇文章的发表石破天惊，一时间，无论是学界、新闻界，还是普通民众都 给予了极大关注。

　　“新思维”招来广泛质疑

　　中国的日本学界对马文、时文的动机和目的有较多肯定，并且认为两人提出的一些理念值得深思，但对这两篇文章的 一些观点却有很多人持有异议。有人还直截了当地批评两篇文章“没有历史根据，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从中反映出他们对日 本缺乏认识”。但马、时二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都曾对《外滩画报》表示，希望中国的日本学界能拿出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来 让大家看看。

　　如果说中国的日本学界对这两篇文章的批评总体上还算温和的话，那么普通民众就是毫不客气了。很多人直接给马立 诚写信、打电话对其进行谴责。在互联网上，对两人的谩骂声更是铺天盖地。

　　在批判马、时的文章中，人民日报记者林治波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林治波与马立诚同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 但林治波却发表了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批驳马、时二人的观点。林强调，“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论调是“有害无益”的；中 国根本就不需要“对日新思维”，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就是最好的思维；“新思维”论者企图改变这一方 针，其本质是放弃历史问题，将大是大非抛开，将老百姓的感情抛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幌子讨好日本。

　　林认为，中日关系出现僵局主要责任在日本，日本侵略了中国，战后拒不认罪，在对华政策上又极不友好，甚至充满 敌意。从历史认识到现实政策，日本没有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中国实行对日友好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 对日本作出让步。

　　林强调，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是靠抗战‘打’出来的，不是让出来的。“我坚信那句话：‘以斗争 求团结，团结则存；以退让求团结，团结则亡’。”中国没有必要担心两国的政治关系会影响到经贸关系，这几年，两国的政 治关系不好，可经贸关系不是在节节攀高吗？即使因政治关系损害了经贸合作，那也主要是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利益，日本对中 国的依赖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依赖。

　　有人认为，林与马一样，其实都对日本问题无知，只不过是一个向右走向了极端，而另一个则向左走向了极端，两人 的观点都过于偏激。但林治波对此一笑置之，称他的观点能代表主流，互联网上的民意绝大多数与他的观点一致。

　　对“新思维”的拨乱反正

　　在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声中，在互联网上一片谩骂声中，马立诚和时殷弘逐渐不愿再对中国媒体多谈中日关系问题。“ 对日关系新思维”也成了一个近似贬义的词汇。

　　然而，此时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冯昭奎却高高举起了“对日关系新思 维”的大旗。他先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四篇论述“新思维”的文章，并提出了对日新思维的五项原则和十个特色 ；接着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学术刊物和一些新闻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他的观点。

　　因为其日本问题专家的特殊身份，冯的加入使“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马、时二人之 前，新思维的代表人物是何方的话，那么马时二人之后的代表就应是冯昭奎。

　　冯积极主张对日关系要有新思维，但他又坚决反对马、时二人的观点。他认为“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 展中日关系，而且后者更重要，更带有全局性”，对日关系要“双管齐下”。

　　尽管作为著名的日本问题学者，冯有着远比马、时二人更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客观地说，冯主张的“新思维”远不如 马、时的影响大。也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冯可能知道得“太多”，思考得“太深入”，因而其论点相对更为理性，并面面俱 到。

　　但也因为此，他平实、严谨的学理性文章尽管引起了中日学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则缺乏兴奋 点，也未能像马、时二文那样因为挨批而极大地扩大传播范围。于是乎，多数人现在谈起对日新思维，还是把它与马、时二文 划等号，而很少有人把“新思维”与冯所倡导的相对理性的观点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冯昭奎仍在孜孜不倦地为“新思维”拨乱反正，为它正名。他意味深长地对《外滩画报》说：“学者应该 有追求真理、讲真话的勇气。”外滩记者 刘小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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