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版007系列之一：《身处险境》梗概

　　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斯特拉仍然有着雄心勃勃的渴望。图为２００４年８月，斯特拉盛装出席一次图书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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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哲

　　美女版007系列之一：《身处险境》梗概

　　在英国情报部门反恐小组的一次例行会议上，来自军情六处的布鲁诺·玛凯透露的一

条消息让情报人员的神经再度紧张：“这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根据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情报人员报告，一个名叫法拉杰·曼苏尔的基地分子正在前来英国的路上，”布鲁诺说道：“情报显示他将在英国本土发展‘隐形人’以发动恐怖袭击。这一迹象让人担忧，上周末我们已就此事和相关国家交换了意见。”

　　何谓隐形人？原来这是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暗语”，“隐形人”就是指袭击目标国当地人种，因此他们可以无须接受检查随意出入国境，也可以不被人注意地在该国内四处活动并可轻易渗透各个部门，建立恐怖基地。正因如此，“隐形人”可以说是反恐工作人员的“终极噩梦”。

　　说到英国情报界，人们立刻会想到大名鼎鼎的007詹姆斯·邦德和他身后的军情5处。在这个传统上以男人为主导的情报世界里，女性想要出人投地往往需要付出超出别人数倍的努力。精明干练的女情报人员莉斯·卡莱尔就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十年的历练已让她成为了一个成熟冷静又充满魅力的情报人员，但此次新的任务对她而言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将会考验她的勇气与经验，甚至可能让她面临生命危险。从收集到的情报分析，莉斯仿佛已经嗅到了隐藏的敌人蠢蠢欲动的危险气息，大战来临前的阴霾沉沉地压上她的心头。情报显示，隐形人已经找到合适的进入点，但莉斯还无法从纷繁的线索里查出对方的真实身份、藏匿地点和袭击目标。

　　时间飞快地流逝，袭击危险也与时俱增。莉斯明白自己在和恐怖分子赛跑，随着追查的深入，情况似乎开始明朗起来，莉斯发现她作为女性的直觉、多年来培养的深入了解对手的能力成为了她追踪的最佳法宝。

　　对方的动作很快，不久就有一人被枪杀。中央系统的测试记录器追踪到，在死者身上找到的那颗7.62毫米子弹来自沃特卢的一家租赁商店。莉斯将“隐形人”的怀疑范围缩小到了女性英国人，最终嫌疑人名单上一个不起眼的疑点让她找到了出口，她将目光锁定在一个叫吉恩的英国女人身上。

　　后来证实吉恩果然就是“隐形人”，她曾改名换姓在阿富汗的山区训练营接受恐怖集训。但最让人吃惊的还不是这个。莉斯最终发现，和吉恩合作的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法拉杰多年前竟然曾是军情六处的情报员，也就是说是莉斯的同行！有一次，美军轰炸了一个阿富汗人的婚礼，却把法拉杰的未婚妻也炸死了。从此后他性情大变，决意一定要报复命令轰炸的美军将领。

　　首位女掌门 她让情报界不再是男人的天下

　　有人说她勇敢，有人却指她伪善，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女子，这次和以往很多次一样，斯特拉最终还是得到了她想要的。金牛座的斯特拉在退休后仍然不肯闲着，除了写书还担任两家公司的董事。跟着她担惊受怕了几十年的家人的心，现在似乎才敢放下来了。

　　“在我的生命中有太多的意外，几乎没有什么是按照我原来的预想发生的。”斯特拉如是说。在进入情报界以前，斯特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踏足这个神秘的男人世界，并领导那些一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的男人。“在事业上，最初我为自己选择的是一个平庸但却安全的职业，可是最终我却成为了英国情报部门的领导和恐怖分子的目标；在我开始涉足情报界的时候，女性的能力根本还不受重视，可我最终却从顾问到部长一步步地走了过来。在生活中，最初我循规蹈矩地和一位校友结婚组成家庭，可是最终我却成为有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斯特拉对自己的传奇经历评价道：“我想，我只是有幸在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去体验这一切。”

　　轰炸声中的童年

　　1935年斯特拉出生在英国伦敦南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之家。她是家中的小女儿，上面还有个比她大三岁的哥哥，长大和也学着爸爸做了土木工程师，主要负责铁路修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年仅4岁的斯特拉不得不随同家人逃离伦敦，而且倒霉的是，不管他们一家人逃到哪个城市，那座城市很快就又成为纳粹德军的轰炸目标。“所以我的童年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耳边永远都有飞机在头顶盘旋的声音和炸弹猛烈的爆炸声。”斯特拉在回忆起童年时说道：“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永远让人难忘。”斯特拉的父亲是英国约克郡人，曾先后做过土木工程师，卫生访视员，后来又做过钢铁买卖，母亲来自英国西北部的兰凯夏州，所以斯特拉的父母可以说都是北方人。“所以我想，也许是遗传的原因，在我的性格里也有几分北方人的秉性。”斯特拉说：“我的父亲是个勤劳的北方人，从来不偷懒、松懈。他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没有时间是任人挥霍的，你不许努力、坚持地做好每一件事。”父母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斯特拉，让她从小就知道，必须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在她的一个小学四年级的英文本子上，还留有老师当年对她的评价：“斯特拉很有能力，而且她自己意识到这点并打定主意要充分地发挥它。”

　　中学毕业后，斯特拉进入爱丁堡大学，大学二年级，凭借自己的努力，她已经获得了老师、同学的赞许，“斯特拉有着坚强的意志，并不懈努力，她的表现非常出色。”大学毕业后，斯特拉当了一段时间的案卷保管员，这时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在有一天偶然地闯进神秘的情报界，并成为那个男人王国里的统帅。1963年，和当时其他许多同龄人一样，28岁的斯特拉和从小青梅竹马的男友约翰·里名顿结了婚，那时约翰还只是一个小公务员。

　　命运的转折不期而至

　　后来，约翰被派到印度城市德里工作，夫唱妇随，斯特拉当然也就跟着丈夫远赴异国，打算安安份份地当大使太太。可是不久后的一天，她的命运被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所改变。

　　1967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斯特拉的一生。“那是夏天，在印度德里的英国高级专员辖区里，我独自走在街头。突然有人拍了我肩头一下。他是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一秘。他问我是否有时间到军情五处德里办事处帮忙。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军情五处在印度的代办。他招募我的原因似乎仅仅是因为我会打字。我马上给家里写信说自己获得了一个在保密部门工作的机会，每周5英镑。我当时很想做这份工作，至少我不用没完没了地缝布玩具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斯特拉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与传统垄断的抗争，并且她最终突破了传统。从印度回到伦敦后，斯特拉继续留在了军情五处工作。但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军情部门，身为女性的斯特拉一开始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女性的学历、年龄，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多少年，曾经担任的职务有多高，在军情五处这个有严重性别歧视的地方，她们总是“嘴里叼着烟斗的男人们的助理”，女性要承担各种杂活，而搜集情报这样的重要任务都由男性来承担。“直到1969年的夏天，”斯特拉回忆道：“我才开始学习关于情报工作的基本常识。我们这些实习生都被分配到偏远的分部工作，那儿的人很少，设备也很陈旧。我当时被分到苏塞克斯分部，那时感觉这真是非常烦闷的工作。”这样不平等的传统让斯特拉感到无法忍受，那时她就小决心有朝一日要改变这一状况。渐渐地，斯特拉凭借出众的天赋和能力逐渐崭露头角。从1969年开始，她先后在军情五处的反颠覆、反间谍和反恐怖三个部门工作，并先后成了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人。1990年，她被任命为军情五处副处长，1992年，她成为了军情五处“大掌门”，创下了世界上第一个安全部门女掌门的纪录，并着手对古老的情报机构进行改革，她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电视进行演讲等，头顶神秘的军情五处的光环，斯特拉开始走进公众的视线，“这时我又被描述成为女詹姆斯·邦德，或者叫‘师奶间谍’，‘与恐怖分子周旋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等等。

　　斯特拉说，在英国情报界，女人始终被看作是二等公民。她就是要用自己成功的经历告诉那些小瞧女人的人们，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并且可以做得更好。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她将这个一直神秘的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出头鸟可不好当

　　周旋在男性的世界，一心想出任投地的斯特拉总是饱受非议。1982年，英国军情五处遭受了最大的耻辱。迈克尔·贝特尼曾是服务于军情五处K4分部的一名特工人员，负责追踪在英国境内的前苏联间谍。致命的是，迈克尔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酗酒者，后来他因为试图泄漏其他特工的身份被捕。在监狱中，迈克尔再度变节，向军情五处的死对头爱尔兰共和军泄漏了在北爱尔兰活动的大部分情报人员的姓名。

　　迈克尔捅的大篓子重创了军情五处。此时有人指出，早在两年前一名打入爱尔兰共和军的特工人员就已发现了迈克尔酷爱酗酒的隐患，并前往伦敦向斯特拉汇报了这一情况。但是由于斯特拉并没有采取行动，使迈克尔得以最终知晓大量的核心情报。另外，斯特拉还被指责在迈克尔泄密后推脱责任，并且将几名下属推到前台当替罪羊，其中就包括两名女情报官。

　　除此以外，有人还认为无论是在获取处长“大印”还是争取反恐特权时，斯特拉都耍了手腕，“有效地运用了她个人的非凡的磁性和魅力。”也就是说，她总是能让对话者感觉她的与众不同，并能让人接受无论她说的什么都是正确的。

　　家人跟着她担惊受怕

　　然而在她事业走向成功的这一期间，由于忘我的工作和长期在外执行任务，而且她不能和丈夫，这个最亲近的人透露自己工作的真正性质，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现在的纪律已经宽松很多，但我当年就被要求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工作的任何细节，包括我的父母、丈夫。所以当时的环境非常困难。”斯特拉后来在接受访问时说。斯特拉和丈夫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1983年，她和丈夫友好地分手，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丈夫生活，虽然两人一直没有离婚，直到现在仍在分居。

　　1992年，斯特拉开始执掌军情五处，这时家人的安全更是时刻受到威胁。斯特拉回忆道：“当我被任命为军情五处处长的消息公布时，我们全家所承受的压力剧增，那段时间真的非常困难，一个女儿住校另一个在家，但我们却不得不卖掉房子赶快搬家，因为我感到继续住在那儿已经不安全了。特别是对于我那个小女儿来说更难忍受，因为她住在家里，不得不跟着我过着隐秘的地下生活。”这样提心吊胆的生活持续了大约三年，对于斯特拉的小女儿而言更是痛苦，那时她才十几岁，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带同学回家去玩。“她不知道该相信谁，也不能告诉别人我家的电话号码，这很让她困扰。那时她自己有一辆小车，可却是用假名登记的。所以每次她晚上出门的时候总会问我：“要是我出了车祸怎么办？如果警察来了怎么办？告诉我，妈妈，我是谁？”斯特拉说。

　　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做一个事业成功的女人和一个称职的太太，两者有时确实无法兼顾，尤其是作为一名情报人员更是如此。但让我至今仍然感到骄傲的是，我成功地抚养长大了两个女儿，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如今，斯特拉不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已经做了外婆，有一个年仅5岁的小外孙女，和她的感情非常好。。在《身处险境》的扉页上，斯特拉就表示要将这本书献给自己的女儿和孙女。此外，斯特拉还养了一只名叫斯坦利的狗，“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斯柏林格斯班尼犬。但是它已经十三岁半了，已经有些老了。”

　　退了休也不肯闲下来

　　从军情五处退休之后，斯特拉成了英国两个公司的董事，她的工作能力依然让所有男人们刮目相看。尽管她的身份已经远不如在军情五处当“老板”那么光环耀眼，但她对生活的态度却一如从前，从来不肯闲着。她说：“我快69岁了，我想到了70岁的时候，我或许会减轻我的工作。我这个人可能是习惯了紧张的生活节奏，我总会找些事做。我觉得写书就是在填补我两个董事职务之间的空余时间。”在特工机构供职，斯特拉自身的性格也受到很大影响，27年的特工生涯让她变得城府很深，万事都希望靠自己一个人搞定，与任何人交朋友都十分谨慎。退休后，斯特拉虽然参加的社交活动比以前多得多，但依然改变不了不信任外人、总是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习惯，她知道这样对自己并不好，也多次思考，希望有办法改变目前的心态。

　　“无可否认，这些意外的经历使我的人生不同寻常，它让我可以近距离地见证二十世纪末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恐怖主义的兴起、冷战结束和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如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们如何协调工作和家庭？国民自由——以保障公民自由的名义，国家可以侵入私人生活多深？开放的政府——公众对秘密部门的了解可以有多少以及该如何对其进行约束？这些都是我在军情五处任职时所考虑过的问题，在我的书中我也希望能同读者们一起对此进行讨论。”斯特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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