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记得政治历史学者高尔斯华·娄易斯·狄金森(1862-1932)的人，恐怕不多了。但是在二十世纪头三十年，狄金森作为英国知识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在促进中西理解交流上，起了关键性作用。
狄金森是英国典型的学术贵族。年轻时在剑桥国王学院研究希腊罗马史。以优异成绩毕业，却转身学医，立志以药救人、终身不娶，以尽全力有益于人世。到三十多岁，临近
世纪末，狄金森发现世界过于混乱，欧洲各国以民族利益至上而互斗，作为一个理性的国际主义的学者，极有必要从历史学中发展出针对当代政治外交的学说，于是转向现代史。十九世纪末，狄金森以《法国革命与反动》、《十九世纪议会制的发展》等著作，开拓了现代政治科学。在剑桥执教三十年，他坚持希腊哲学家的传统，努力使当代政治理念化。他的周围团聚了一批知识分子，被称为剑桥人文主义者。而受他影响形成的几个学生俱乐部，发展出“布鲁姆斯勃里”集团，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英国自由主义文化的核心。
1901年，正当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列强下决心“惩治”野蛮的中国。而狄金森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态度极为不满，写出了他的名著《约翰中国佬来信》。约翰，普通人之意。这位中国佬来到欧洲，发现西方人种种不人道的行为，与中国哲人提倡的人性对照，显得极为野蛮。他能以中国思想的智慧，针砭西方的野蛮，不能不说狄金森体现了现代文化批判精神，并且对非西方民族，有一种眼光长远的尊敬。只是，当时狄金森对于中国所知甚少。书中的中国，好像乌托邦的理想国。后来印度独立运动鼓吹者，以此书为运动的“福音书”，连他都甚为惊奇。1912年，狄金森已经五十岁，刚以《宗教与不朽》一书赢得更高盛名，被一个基金会委以到东方三大国考察的重任。他在中国漫游了大半年，从香港到上海见刚辞大总统职的孙中山，然后坐帆船溯长江而上直到宜昌，然后从京南下齐鲁，登泰山，访孔庙，1913年夏天才从天津渡海回国。远游归来，1914年他出版考察报告《论印度、中国、日本文明》，同时出版他的旅游笔记《观感》。在此二书中，他都毫不客气地指出：“英国人在东方最不受欢迎，我们还假装不明白原因。”狄金森的结论，几乎让人瞠目结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就是民主的，中国是西方民主主义的理想境界。”
欧战开始后两星期，他起草了最早的“国联纲领”，建立跨国的和平主义组织。不久，他出版了《1904到1914的国际无政府状况》这本“国际性和平主义”经典著作。狄金森于1920年从剑桥退休居伦敦，但仍兼任正在日益变得重要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在这时期，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陈源、张东荪、张君劢等人都在此就读，很多人受到过狄金森的帮助。徐志摩也在此，却很想转到剑桥国王学院去，是狄金森给他出的力。看起来当时在英的中国学生，都知道到狄金森老先生那里去，几乎是有求必应。在狄金森的影响下，以希腊与中国双模式建立现代价值，成为一批英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狄金森的学生中就有理论家瑞恰慈、美学家罗杰·弗赖，以及更年轻的文学家燕卜荪等人，都对中国抱有热情。
1932年，国联派遣李顿调查团，就日本侵占东三省，试图“不偏不倚地仲裁”，日本为此抗议退出国联。作为国联的最早创建人，狄金森正在此时去世。没有看到国联开始瓦解，算他的幸事。狄金森从中国带回一套花翎顶戴蟒袍，在家见客时就穿戴起来，是当时英国知识界一大趣闻。他到中国时，已是民国，这套装束不知从何而来。对狄金森来说，中国的国体与朝代，恐怕是不必分清的事。至于为什么西方自由主义的领袖，考察中国问题，却是新儒家式的？不是一句“误读而已”就可打发的事。其中大有讲究，应当仔细加以探讨。然而已经不是此篇小文章能处理的课题。在此我只能指出，狄金森等人进行文化批判时，他们眼中的对象是西方文化体制。儒家文化只是用来做借鉴，借得准不准就是很次要的事。就文化批判的目的而言，狄金森的“儒学观”，与中国新儒家是南辕北辙。 赵毅衡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