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惑： 历史宿怨该如何化解

　　“女士们、先生们……”2004年7月的一天，东京赤坂附近一家宾馆的会议厅里人头攒动。由浙江省和杭州市两级政府共同举办的、旨在招商引资和振兴地方旅游的推介会上，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接下来的欢迎晚宴上，在日本人气了得的“女子十二乐坊”登台献艺，其华丽的演奏更是赢得不绝的掌声。但是，那一派“祥和”却分明有些异样。因为就在几乎与此同时的亚洲杯上，每逢日本队的比赛，必然伴随着中国观众充斥赛场的嘘声。

　　这样的场景绝妙地勾勒出当前中日关系的“经热政冷”。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就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至今难以交叉。一种郁闷、沉重的氛围，密布于表面的“友好”之上。官方层面上，因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首脑对话已中断了3年。而民间层面上，中国国庆节前夕，虽然有日本人游行要求“中日断交”的行为未免太过极端，但民间感情陷入低谷也是事实。　

　　解决历史问题的契机

　　历史问题，当然是两国民间情感摩擦的最大原因。作为日本人，我们知道，中国不满“日本对于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充分道歉”。对此，日本虽不乏附和这种主张的声音，但国民感情的主流却是对“谢罪要求”日益困惑和厌倦。　　

　　道歉问题无疑是横亘在两国情感之间的一道鸿沟。那么，这道感情鸿沟是如何积聚起来的呢？其实，战后中日两国本有好几次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1945年日本战败、1972年日中复交……　　

　　1998年江泽民主席在韩国总统金大中之后不久访日。金总统在临行前，面对日本记者团曾强调说，“希望我此次日本之行，能够彻底清算过去，使韩日两国从此不再纠缠(历史)，以期共同进入真正理解与合作的21世纪。”

　　日韩之间，也曾有过类似日中的历史。从1984年访日的全斗焕，到之后的卢泰愚、金泳三等韩国领导人，虽然每次访日言必称要构筑“面向未来的新韩日关系”，但韩国仇日情绪日重，而“谢罪谢到何时”的“厌韩”情绪也日益在日本国内蔓延。这一困扰日韩两国的历史纠葛终于在金大中执政期间得以冰释。从其后的日韩“世界杯”、韩国对日本大众文化的解禁及日本的“韩剧热”等现象就可窥知一二。回过头来，如果1972年日中两国之间基于(日本)道歉对过去的清算能够实现的话，这个历史悬案也许就不至于拖到21世纪了。

　　结果，中国对日本，抱有“对韩国以书面谢罪，对我们却没有”的不满；日方对中国，则怀着“手里攥着历史牌，始终把日本当罪人，直到其经济、政治价值丧失殆尽”的不信任感，双方越走越远。

　　日本对“谢罪”的解读

　　笔者无意否认，日中历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日本。但双方在履行各自责任时应对上的问题，导致了今天有目共睹的艰难状况。　　

　　只需对日中关系的现状作一番考察便不难看出，让日本按照中方所希望的形式来道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无论道歉，还是道谢，都应考虑三个要素：主体、对象和理由，即由谁对谁因为什么道歉。　　

　　第一，道歉的主体。目前，直接参加或曾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即使未入“鬼籍”，也已80岁开外。据日本今年7月的统计，80岁以上的男性人数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这意味着，98%以上的日本人既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中国方面历来强调关于日本侵略的教育，但对日本如何从战后废墟上高举和平宪法崛起，对于那些众多致力于日中友好人士的感人事迹，进而对于大多数日本国民希冀和平，决心不再为领土扩张而使用武力等等，恐怕鲜有充分介绍。　　

　　其次，道歉的对象。随着时间流逝，尽管直接蒙受日军伤害的人数在逐年减少，但事实上，依然不乏受到伤害后身心创痛终难平复的受害者。对于他们，确实应按照两国间此前的条约框架，以官方和民间援助的历史为基础，探索一条适当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亚洲杯”期间“爱国人士”的行动绝不等同于战争受害者的诉求。　　日中恢复邦交30余年，两国间人际往来频仍。30年前的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只是见诸报端和电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或是身穿人民服、脚踏自行车的普通人。而现在，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中，中国人已经无处不在，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偶然经过的、喝上一杯的职员，可谓形形色色。他们丰富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但也有遗憾。　　

　　最后，是道歉的理由。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确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对此，日本当然应该在心中盟誓。但是，这与普通日本人也必须谢罪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所谓谢罪，是犯了罪的当事者，承认并基于道义上的责任，向当事的另一方低头，甚至下跪以请求宽恕的表现。战争的策动者、在战场上行使残虐暴力的军人已经在战后受到了膺惩。在二战结束后的审判中，许多旧日本军人被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同盟各国共处决1100人，其中有200名以上是在中国被审判、处决的。作为侵略战争的当事者，受到如此制裁，在日本国民当中虽然也存异见，但审判的正当性，基本上还是获得承认的。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导致“一部分军国主义者”非罪化。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已有加藤？一等众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倡议，希望尽早建立取代靖国神社的追悼设施。笔者以为，作为小泉首相，不仅要考虑来自中、韩的声音，对于渴望亚洲安定和平的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有必要以行动作出回答。但是，这种认识依然有别于谢罪问题。　　

　　化解宿怨

　　中国不是“北风”，是“太阳”。倘若中国能以大国的气度和胸怀，温和而理性地同日本相处的话，相信日本人终究会被感动。相反，无论是谁，都难以接受“给我跪下谢罪”式的要求。日中两国是对等的邻国、伙伴，并非属国、朝贡国的关系。不久前，海南省一家酒店的门前，树立了一尊东条英机下跪的铜像，日本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对此，作为日本人，笔者丝毫没有受辱之感：毕竟，对于过去的军国主义者无论怎样，与我们没有关系。只是，现代社会的日本人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态度。　　

　　笔者在前文中曾经阐述过，作为战后出生的世代，我们有必要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把过去的历史当作深刻的教训，绝不让历史的过失重演。但是，对于超乎这之上的、更进一步的表态则爱莫能助(一些自己希望有进一步表示的战争受害者另当别论)。这既是战败后经历了59年和平发展的日本国民感情之所在，也是为两国关系的现状所决定了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任、互厌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解决的关键，是将目前这种对对方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脑筋急转弯”：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你若喜欢我的话，我也会变得喜欢你。即是说，相互承认对方作为东亚重要国家的对等身份，尽可能地尊重对方，并与其合作。　　

　　说起来简单，对民族感情的拂拭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从现在起，两国不去挑战这项难题，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领土、能源和台海问题等危险要素尚未消失的情况下，倘因所谓“民族感情”，矛盾进一步加剧、激化的话，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就难免会有重演的危险。抛却憎恶和不信任，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基于相互信赖和尊重的日中关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无论前面有什么，也不能回避这个考验。只有通过这种努力，双方的情感才有可能进一步靠近，化解过去历史障碍的政治、历史智慧才有可能眷顾我们。内藤康　发自东京 刘柠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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