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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我行我素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0日16:51 时代人物周报

  本报记者 蒋志高

  卡扎菲再次成为明星。

  2005年7月4日,在八国峰会的前三天,第五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利比亚召开。东道主卡扎菲对大约3000名与会代表慷慨陈辞:“请求工业八国取消债务,无助于非洲未来。乞讨
不会为非洲带来美好未来,(相反)会在大国和小国之间造成更大的鸿沟。我们不会在西方国家门前乞讨,祈求它们减免债务。我们常常因此受辱,自作自受。”

  这位领导人开出的药方是自强自立:“大家抱成一团,建立一个独特的非洲共同市场。”

  这已经不是卡扎菲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大出风头了,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这样的例子简直多如牛毛,数不胜数。近40年的执政历程,让他简直成了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反美斗士

  1969年9月1日,27年的年青军官卡扎菲乘国王远在他乡之际,发动军事政变,成为这个拥有176万平方公里国家的统治者。

  这位信奉泛阿拉伯主义,仇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西方支持者的革命领导人一上台就将目标对准了美国。他下令收回美国的空军基地,把国内的美国石油公司全部国有化。此后,利比亚、美国两国不断交恶。

  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把卡扎菲称为“疯狗”,卡扎菲反唇相讥,把里根统治时期称作是“黑暗年代”,并宣称“我们有能力摧毁美国,并打掉美国人的鼻子。”

  1988年12月21日,洛克比空难让双方的关系跌入谷底,在这个人类航空史上罕见的灾难中,共有270人丧生。卡扎菲拒绝了英美两国要求其交出洛克比涉案疑犯的要求,并以国家主权的名义整整抵制了10年。直到1999年4月5日,卡扎菲才将两名疑犯移交给联合国代表。在利比亚政府承诺向遇难者家属赔偿27亿美元后,这一事件才宣告结束。

  不过卡扎菲仍然不忘抓住机会来嘲弄一番这个老对手。2000年美国大选布什和戈尔相持不下的时候,卡扎菲对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发表评论:“我从来就不相信美国的大选民主”,“49%的选民怎么可能接受51%的选民选出来的总统?”

  他给美国人支了一招:这两位总统候选人,谁得票多,谁就先当总统;得票少的,就当后半任总统。各当半任总统,省得再“打内战”。

  会议明星

  无论什么会议,只要有卡扎菲的身影,注定就有好戏上演。

  他惯用的一个手段是使用啦啦队。1986年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卡扎菲登上首脑会议讲坛,痛斥美国对利比亚的袭击。此时,他带的四名女保镖像歌迷一样,在场内高呼“打倒美国”、“民众国是人民的将来”、“把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派踩死在脚下”等革命口号。

  卡扎菲对阿盟一直看不上眼,在多次首脑会议上,他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情绪。

  2003年3月1日,在阿盟第15次首脑会议上,卡扎菲指责沙特支持美国对伊动武。惹得沙特领导人阿卜杜拉王储怒火中烧,冲着卡扎菲破口大骂:“当初是谁让你上台的?……你是个骗子,你的坟墓在等着你。”两人的激烈口角弄得负责直播的埃及国家电视台赶忙切断信号。

  2005年3月22日开幕的阿盟首脑会议上,当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卡扎菲向助手要了一支烟,吞云吐雾,怡然自得。2004年的阿盟首脑会议上,卡扎菲就曾口叼香烟,事后有好事者问他为何这么做,他回答道:“我感到厌烦,这是因为现实中发生的事。”

  独特的喜好

  卡扎菲不是“总统”,不是“首相”,不是“总理”,不是“主席”,也不是“国王”,他的官方头衔是利比亚“革命领导人”。

  他解释说之所以不喜欢总统,是因为 “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不得不面对四年一次的选举。”

  他喜欢穿传统的阿拉伯大袍,并且对自己的着装品味十分自信,“无论我穿何种服装,都会很快流行开来。”

  卡扎菲喜欢住在帐篷里。迄今,卡扎菲的“总统府”仍在的黎波里市中心的阿齐齐亚兵营里,他接见外宾和记者通常也在帐篷里进行。

  这位革命领导人还喜欢文学。目前《卡扎菲小说选》已被翻译成法文和中文。该书共109页,分12个章节,包括《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宇航员自杀》等文章。

  “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他们的头脑里,我的形象被扭曲了。例如,他们不知道我还是一个诗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小说家,不知道我是大学里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教授。”卡扎菲说。

  援助是靠不住的

  在很多非洲领导人看来,卡扎菲的“勿向西方乞讨”论无疑跑题太远,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坐着说话不腰疼。”众所周知,利比亚盛产石油,在非洲算是个富国。

  自然,卡扎菲的发言在非盟首脑会议上很难得到掌声。对诸多贫困的非洲国家来说,要求西方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是他们最现实的一个选择。

  不过仔细分析,卡扎菲的论断却是不无道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绝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以西方国家重点援助过的拉美为例,来说服这个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撒切尔和里根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干预主义经济学成为英美官方经济学主流。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干预。

  此时,由于里根政府大幅提高利率等原因,拉美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债务危机,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成为“失去的十年”。在这种情况下,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

  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1989年,美国政府提出“布雷迪计划”,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作为条件,要求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债务国就“布雷迪计划”实施达成协议,开始结构性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推销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

  为摆脱困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纷纷接受这些带有诸多附加条件的经济调整方案,在国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起初,新自由主义看似确能起死回生,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最终,拉美多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此时,美国人袖手旁观,见危不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乘火打劫,贷款条件苛刻,且姗姗来迟。

  正如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近日所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所倡导的结构调整方案并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过去20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这,似乎并不止美国人所说的“没有区分我们为自己做的和我们为世界做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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