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定天下(2)

　　美国进入亚洲

　　20世纪最初30年，美军在东亚没有大规模的军事介入，美国奉行的是一种隔岸观火的亚洲政策。这一时期这里的大国是中、俄、日和英国。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亚洲大陆横冲直撞，但美国并没有派兵遏制，美国认为中、英、俄三国仍有能力遏制日本。尤其是苏联，在“一五计划”后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其国民财富是日本的两倍多，在同日本军队的两

次直接交锋中，都给其以致命的打击。英国一度想将大多数兵力调回欧洲并在30年代末与日本达成妥协，但在美国的坚持下也留在了亚洲。

　　1940年希特勒横扫欧洲，第二年又大举入侵苏联，东亚此前的两个主要均势调节者——苏联和英国都陷入了欧洲战场，积弱已久的中国被推向最前线，成了阻挠日本获得霸权的最大障碍。这一系列事态的产生使日本一下子变成了亚洲潜在的霸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的地区均势。罗斯福开始认真考虑把日本作为一个敌人来对待，美国的远东政策在三四十年代交替之际终于开始出现巨大的转变。

　　美国处于抑制日本的有利地位。在二战前夕，日本从美国进口了80%的燃料，90%多的汽油，60%多的机器工具以及将近75%的铁矿。这使日本的经济在美国的禁运下变得极为脆弱。但美国对日本的遏制主要出于苏联被德日两线夹击的担忧，而非出于对日本灭亡中国的担忧。1940年1月美国废除与日本的贸易条约，两国在外交上进入“没有条约的时期”，实际上就是警告日本不要响应《反共产国际协定》中的规定北犯苏联。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苏日友好条约》，当年秋天，日本取消了袭击西伯利亚的计划。

　　之后双方的关系集中到了石油问题上。当时控制印支和东南亚的三个欧洲强国英、法、荷，有两个已经被德国彻底击垮，一个还在苦撑，三国在亚洲富有的殖民地现在成了日本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在难以得到美国石油保证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认为必须冒险从东南亚获取石油，就算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而此时美国联合西半球国家通过了对日本具有毁灭性的全面禁运。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的夏天和秋天频繁和美国人交易，提出愿意从印支撤军，并在中日开战后的25年内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在中国达成一个公正的和平。但美国拒绝对日益绝望的日本作任何的让步，按照美国人的要求，日本必须放弃中国、印支以及东北。这样，日本面临的将是要么和平，要么玉碎，在持续的痛苦争论后，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

　　1941年秋，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开战。美国军队第一次越过太平洋，全面进入东亚。美国决心在日本获得地区霸权前就将其打垮，并追求自己对东亚地区安全体系的主导。出于这种长远的考虑，罗斯福有意识地在战时就将中国作为美国未来亚洲战略的轴心，并在《开罗宣言》，《雅尔塔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都对中国战后的大国地位作了强调。但战后美苏冷战的加剧使美国不得不重视日本的战略价值。1947年美国参联会文件中，根据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和“需要的紧迫性”两个标准，日本在16个国家中列第8位，中国和朝鲜则列14和15位。1948年随着美苏冷战全面展开，以及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在中国战败，美国开始把亚洲政策的重点从中国转向日本，后者取代中国成了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核心。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扫除了美国与日本签订和约的所有障碍。第二年美国主导了对日本的旧金山媾和，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美日建立旧金山安保体制，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已经与德国在美国欧洲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同等重要。

　　俄国的战略传统

　　苏联在20世纪的前30年过于虚弱，并且要应接不暇地遏制周围的威胁。在整个30年代，苏联最大的威胁来自东亚的日本，为此苏联一直在东线保留了强有力的军队。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可观的帮助，以便让日本在同中国的消耗战中陷入泥潭。这一政策与其在欧洲同纳粹德国的斗争中营造东方战线的战略如出一辙。到希特勒向苏联大举进攻时，日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的“高代价的、拖延的，使日本无法赢得的战争”而无力北上。

　　在赢得对德国的胜利后，斯大林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同时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出来形成安全地带。1945年8月8日，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红军大举进入东北和朝鲜半岛，并占领了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据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从而在亚洲也取得了有利的战略地位，苏联正式作为一个亚洲强国出现在东亚。8月14日，蒋介石在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雅尔塔密约予以承认。

　　在美国派出马歇尔调解中国内战时，斯大林也真诚地希望马歇尔能阻止中国内战。斯大林认为，一个分裂的中国，加之中共对莫斯科的依附是最合乎苏联利益需要的。直到1947年，苏联的对华政策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讨价还价，以图利用中国的内战在远东谋取更多的权益。1948年，中共在中国战场上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中国的局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认识到，要维护苏联战后在远东应得的巨大利益，必须在接下来的斗争中押对宝。从1948年夏天起，苏联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1949年2月和6月，米高扬和刘少奇分别秘访西柏坡和莫斯科，中苏向同盟迈出了第一步。7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前往北京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请求被拒绝，美国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争夺中国的战斗。

　　中苏军盟是东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双边性质的军事同盟，创造出了地区安全的一种新范式。除了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联合外，中苏同盟将矛头直接对准了美国，这很大程度上应看作是本地区两个大国对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这一新的地缘政治现象所作出的直接反应。但中苏同盟中的条约是经过巧妙平衡的，斯大林一方面答应把他在对日作战后重新赢得的远东权益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却又不马上交出对这些权益的控制权，同时取代中国在朝鲜扶持对苏友好的当地政权。斯大林的这一异常复杂的战略设计，成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在朝鲜战争后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之后，苏联继续以其他形式努力实现其传统的远东战略。中日和中美在50、60年代的敌对为其扩大在东亚的影响提供了机会。到80年代，苏联部署在远东的陆军从60年代中期的20个师增加到53个师，作战飞机达到2200架，中程导弹150多枚，太平洋舰队则成为苏联四大舰队之首，拥有820艘舰只，总吨位达到162万吨，活动范围从北太平洋扩大到西太平洋、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苏联海、陆、空武装力量的1/3部署到了远东，对亚洲大陆形成了包围之势。苏联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