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德国为什么能忏悔

　　戴问天

　　景德祥先生《德国为什么能忏悔》一文(《世界知识》2005年第10期)，比较了德国和日本反省二战的不同态 度，很有意义。但有些说法与我所了解的情况不大一样，现在写出来，姑备一说，或可有助于读者“兼听”。

　　“一战后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比二战后日本民众高得多，其右翼势力比当今日本的右翼势力还要强得多。”前 一句话是对的，后一句话则与史实不符。一战结束后德国势力强大的并不是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会等左翼，这 种情况持续了十多年。

　　1918年11月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谢德曼在柏林国会大厦阳台上向群众发出成立“德意志共和国”的号 召。次年2月， “魏玛共和国”成立(因制宪会议地点在魏玛而得名)。社会民主党另一位领导人艾伯特当选首任总统，谢 德曼任总理。此后13年，六次大选得票最多的都是社会民主党。不过它得票最多的一次(1919年1月19日)也只占到 总票数的37.9％。德国共产党得到的选票经常超过10％，在议会里是第三或第四大党。纳粹党到1928年5月大选也 只得到2.6％的选票，但两年后(1930年9月)就得到18.3％的选票，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24.5％)的议 会第二大党。这本应引起左翼力量的警惕，然而两个主要左翼政党仍然不改相互敌视的态度。即使是让希特勒当上总理的1932 年11月6日选举，纳粹党也只得到33.1％的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得到20.4％，共产党得到16.9％，两个左翼政 党如果联合起来仍然多于纳粹党。所以，左翼势力不团结，是希特勒能够攫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德国的民主改革更为深刻”，这是对的，但认为“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反思，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 此之前，西德一直由阿登纳领导的基督联盟(当为“基民盟”——戴注)主持政府，政治上相当保守，对纳粹历史睁一眼闭一 眼。其历史态度与今天的日本颇为相似”则有悖史实。战后同盟国对德国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非纳粹化”，德国的民 主改革之所以比日本深刻，就因为有“非纳粹化”与“民主化”相辅相成，而在日本，则缺少了与“非纳粹化”相当的“非军 国主义化”。美英占领当局把阿登纳、艾哈德等人挑选出来领导新建的德国政府，是因为他们既有反对纳粹的经历，又反共。 但在日本，美国占领者的挑选标准却只剩下反共一条，其结果选中的自然只能是另一类人。在日本战后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 吉田茂和岸信介，都是日本战时政府的“遗老”，都与应负战争责任的军国主义政府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而且，在纳粹统治德国的12年间，德国国内一直存在不可忽视的反对纳粹的力量；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宗教信仰 不同，社会背景也不相同，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政策。从1934年到1944年的11年里 ，被纳粹判处死刑的人竟达13405人，其中执行了的有11881人。而此前从1907年到1932年的25年间，被 德国法院判处死刑的总共只有1400人，其中执行了的更只有345人。这些被处死的人只有很少是刑事犯，大多数都是政 治犯。虽未被处死，但因政治原因受过迫害的人就更多了。显然，德国人并不都是法西斯。没有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实行 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希特勒那疯狂至极的对外侵略就不可能推行。但在日本，不但二战期间反战力量弱小得多，而且反对军国 主义的人基本上都不反共。所以在美国把遏制共产主义作为第一要务后，能够被他们选中的自然也就只有吉田茂、岸信介那样 的人了。

　　“勃兰特曾经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其实阿登纳和他的好几位部长以及头两任中央银行行长，也同样称得上是“反 法西斯战士”，多有被希特勒解职和投进监狱或者集中营的经历。阿登纳自己便曾两次被捕，1935年被关进监狱，1944 年被关进集中营。有着这样的经历，他们能对纳粹历史“睁一眼闭一眼”吗？

　　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姑息养奸不同，人们恐怕不大有理由批评它在德国打击纳粹不力。美国占领当局曾要求每个成 年德国人填写一份列有131个问题的调查表，详细交代自己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活动。美占区有1800万人 口，发出了1300万份调查表，结果360万人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或政治罪，这实在有扩大化之嫌。后来免除了许多年轻人 、残疾人和追随者的罪，真正审判了的不到17万人，这个数字应该说也还偏大。对于追捕逃亡国外(主要是南美)的纳粹罪 犯，西德也相当积极。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活动一直很猖獗，而在德国，“新纳粹”比较活跃已经是德国重新统一以 后的事，“高潮”在1992年，而新纳粹分子主要是原东德境内的年轻人。

　　说阿登纳政府“政治上相当保守”，大概主要是指它反共。然而正是阿登纳这个“保守派”完成了德国历史、甚至也 可以说欧洲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变革。在他的领导下，德国与从普鲁士时期开始、在纳粹时期登峰造极的军国主义道路彻底告 别，走上一条全新的建国道路，那就是放弃侵略扩张政策，做让周围邻居放心的欧洲人。试问，如果没有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反 思，西德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建国道路吗？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现实的态度，从阿登纳政府开始，西德历届政府的历史态 度从来没有“与今天的日本颇为相似”过。

　　在与其他欧洲国家建立全新关系上，阿登纳又格外重视与德国结怨极深的法国。幸运的是，在建立全新关系上，阿登 纳在法国找到了以戴高乐将军为代表的“知音”。摈弃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协商代替动武，放弃那条通 过“损人”来“利己”的帝国主义老路，改走一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应该说，这正是戴高乐与阿登纳留下的最宝贵 的遗产。

　　“从60年代中期开始，西德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指德国纳粹历史 及其在西德的残余势力。从此以后，联邦德国的政治空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清算纳粹历史的进程在一步步深入。”这个说法 也不符合事实。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德、法等西欧国家确实出现过“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据说现在的德国总理施罗 德和外长菲舍尔当年都是积极分子，有些人因此戏称他们是“红卫兵出身”。但西德的学生运动并没有“矛头直指德国纳粹历 史及其在西德的残余势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西德的时候，电视上仍然不时出现60～70年代群众运动的历史镜 头，反战、反核等内容都是中国人容易理解的，反对歧视同性恋的大游行则让中国人惊愕。看到“何其相似”的“洋红卫兵” ，则令中国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知道是该骄傲还是该惭愧。大体上可以说，“红卫兵”不论土洋，反映的都是同样 的、至少是类似的社会思潮，现在我们对“红卫兵运动”的评价，基本上也适用于对西欧“洋红卫兵”的评价。

　　最后应该看到，有吉田茂、岸信介那样的人带头，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对待侵略历史会持什么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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