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授上田信：发掘对战争不同认识的根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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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06日10:26 南方新闻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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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南香红 上田信，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专攻中国社会史。他第一次将日军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2001年，上田信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
从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开始，上田信接触到日本侵华战争，并从文化的角度，逐渐发掘出两个国家对于战争、历史不同认识的来源。 一个不知道战争的小孩 上田信出生于1957年，是伴随着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个头不高，一张单纯的娃娃脸，但微霜的头发还是透露出人到中年的信息。 上田信和战争的惟一的直接联系是他的名字“信”。他父亲参加过日本海军(但没有参加过实战，也没有到过中国) 。父亲有一位朋友在战争中去世，父亲就以朋友的名字“信”为他命名，为的是纪念这位死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神风战斗机的驾驶员。 上田信说他这一代人是“不知道战争的小孩”。他感慨，现在“不知道战争的小孩的小孩”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1976年，在上田信读大学时，当年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引起了上田信强烈的关注：“文革”结束、周恩来去世、毛泽东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等。上田信于是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但在当时的东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的学长，90％学习的都是毛泽东思想，老师也是。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更先进。 “记得我一年级学的中文语言课本是《愚公移山》，二年级学的是《矛盾论》。我知道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距离。我在想，为什么日本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百姓的生活呢？不了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些事呢？我想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想以后一定要到中国去。” 上田信是中日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得益者，往来中国的便利让他这个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能够到中国的田野乡村接触到鲜活的案例。和上一代人相比，上田信这一代日本人是用文化的方式和中国接触。 从中国得来的东西，成为上田信日本大学讲堂上的教案，他以日本人的眼睛看中国，对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感兴趣，研究中国的乡村，研究中国的人际关系，研究华南虎，研究中国的孑遗植物，研究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中国的最新考古发现，中国的历史，甚至中国菜。 迎面撞上战争 1983年上田信去南京大学留学。行前，有朋友提醒他：到了南京小心挨打，日本军队在那里杀了很多人。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因为我对大屠杀的事了解甚少，根本就没有一个概念。”上田信说。 但在南大的一个学生研讨会上，有人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接二连三的同学说有亲人死在南京大屠杀中，谈战争给自己家族的伤害，上田信第一次了解到普通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感受。 1983年到南京之前，上田信基本与上一代学者一样，只是从书里了解中国。战争隔绝了两个国家。那时候，去过中国搞学术调查研究的，都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学者，他们都是隔世之人。当时对中国的猜测与误会大于研究，中国对日本也一样。 这一次，他了解到，尽管两国达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条约，但是中国受害者心里的疙瘩没有解开。 “我回国在大学教学中就遇到战争问题，我一边讲学，一边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我没想到在中国云南偏远的村落也有日军的暴行，真的是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开。”上田信说。 上田信为南京大学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和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担当起了学术交流渠道的责任，他在中日之间传递着信息，同时他的一位老师在中国的陕西、山西研究慰安妇问题，战争的图景逐渐在他眼前清晰起来。 上田信开始认识到日本的战争责任，但不知道该如何承担这种战争责任。日本年轻人不知道战争，不知道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做了什么，“我想不知道也是一种‘罪’。真的，不知道也是罪。”上田信反复强调。 崇山村的社会调查 在中国所做的许许多多田野调查中，对上田信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浙江义乌崇山村的调查。 崇山村是由一姓村民构成村落主干的村庄，全村的村民几乎都姓王，据上田信考察，崇山村具有900年的历史，这是“社会学人类学上不可多得的好范例。它作为表现了中国村落的基本特征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在遭遇日军的细菌战之前，崇山村里一切都很平静。 “穿过村口的牌坊就进了村，小路很窄，路两旁排列着用涂了白色颜料的砖建造的房屋。……在天窗射进的光线下，妇女们做着手工活。在黑暗的屋子里，老人们坐在藤椅上休息。如果是吃饭的时间，一定充满着被加热的油烟气味。”摘自上田信学术论文 上田信在这个村庄里，找到了儒家文化的礼与秩序，他认为这是支撑着中国社会的基础文化。 上田信研究了崇山村的家谱，先祖就已经预先确定了后代的辈分：升进佑成应，尚悌相炎金……只要相互通报姓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各自辈分的高低。 但是战争摧毁了这种秩序。900年历史的崇山村和世界的第一个接触点是战争，村里来的第一个外国人是日本军人，日军的细菌战几乎毁灭了这个村的“冲”、“茂”、“焕”、“基”字辈的四辈人，给宗族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 “对于中国人来说家的毁灭就是一切的毁灭。没有家就没有族，没有家与族就没有国，因此这种打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文化上、历史上、精神上的破坏。直到我去的时候，战争的影响在崇山村还可以看到，而且眼睛看不到的破坏更深重。”上田信说。 崇山村给了上田信一个全新的认识战争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从中国，从受害者的立场去看日本，看战争，从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中国。 “这不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国老百姓和一个日本老百姓对战争的感受。有时候战争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不能简单地用国家民族这样的大概念来抹去个人的心里感受。” 就这样从社会学研究开始，逐步延伸到历史、战争等话题，上田信对于两个国家的现实与历史，对于两种文化的共性与特性，有了更多的深刻理解。 上田信将日本军队使用细菌武器攻击中国写进了高中历史教科书。在此之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只有关于731部队研制细菌武器、人体实验的内容，而这次上田信将日军细菌战事实写进了教科书。在日本，这还是第一次。这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达到了12％。 通过在中国浙江义乌崇山村进行社会学田野调查，并了解细菌战的遗祸后，上田信于2001年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为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作证。 去年12月，上田信与青年学者鹤间和幸和日本老一代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尾形勇、砺波護一起编著出版了12卷本《中国的历史》。此本书集合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大学的13名著名学者及中国学者的学术论著。 中日对战争的态度不一样 记者：我们感觉到中国和日本在对待战争上的态度很不一样。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很多分歧都是因为对战争的不同看法不同态度而起，作为一个日本人，又对中国多有了解，你应该对中日的差异有所认识吧。 上田信：日本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过去了很多年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甚至有些日本人认为随着经历过战争的人死去，战争就会彻底地消失，成为过去。所以有些人在等待经历战争的人死去。他们把这个期限定为今后的20年。 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却认为战争没有结束。我在日本就说战争在中国还没有结束。并且，20年后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死去了，战争还是不会在中国人当中结束。中国民族心理的苦难太深重了，解决这个在“心里持续的战争”的惟一办法，就是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以细菌战责任为例，中国受害者以诉讼的形式到日本法庭控告，但这不是一个司法问题，因此也不可能用司法的方式解决，只有日本国会和政府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记者：为何你有这样的看法，你如何判断中国人“心里持续的战争”？日本人和中国人为何对战争有这么大分歧？ 上田信：这就是中国民族和日本民族的不同。中国乡村和日本乡村完全不同，中国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组成有自身的内在规律，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日本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战争会对中国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中国人会为了爷爷或者父亲去日本打官司，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不能让战争“过去”，日本人也不了解对中国人来说，对父辈的伤害也会造成对下一代的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 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一个村庄可能只有一个姓，以父亲的血亲进行着几百年的传递。在这样的一个村庄里，每一个个体的人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他总是要隶属于某个祠堂，某个家庭。 为什么我存在？因为我有祖先。为什么我要替祖先打官司？祖先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祖先的战争创伤就是我的创伤，因为我们的根是一样的。所以中国人要去替祖先和日本人打官司。 而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中心的社会，日本人隶属于某个组织、某个集团。日本人加入了某组织、集团就会无保留地采纳集团领导人的意见。日本人一旦被组织抛弃，他就会迷失，自杀。 中日之间并不了解这种不同，或者并不深入，特别容易产生误会。日本知识分子喜欢中国古典文化，也读《论语》、《孟子》，也学习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和中国人从《论语》、《孟子》里读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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