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海之盐

　　总在出发，总在抵达；参加阿根廷诗歌节，参加古巴数学研讨班，在加勒比海兜兜转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波哥大，在麦德林，在哈瓦那，在巴拿马城。这位来自杭州的中国人会在意深埋在这片海域的每一波历史巨澜，也不放过名人轶事与市井民情。在他看来，这些正是加勒比海之盐。

　　文/蔡天新 图/Robert van de Hilst

　　一、通向古巴之路

　　阿根廷诗歌节一结束，诗人们就鸟散了。意大利诗人克劳迪奥和奥地利诗人伯恩哈德结伴去了阿根廷与巴西交界的伊瓜苏瀑布，这支瀑布离开巴拉那河上游仅二十余公里，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尼亚加拉瀑布齐名，据说汛期时连成一条宽4公里、高80米的马蹄形水幕，场面极其壮观。7年前，我初次游览尼亚加拉瀑布时曾即兴收获了一首诗，可是这次安第基奥大学只准我一个星期的假，惟有谢绝两位欧洲人的邀请，独自踏上返回哥伦比亚的旅途。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走的是陆路，遗憾的是，切·格瓦拉当年出游乘坐的那条客运铁路线已废弃不用，组委会派了一辆小车送行。我们凌晨5时出发，沿着巴拉那河岸的高速公路离开了圣菲，直奔南郊的首都国际机场。同行的海地诗人听说我将要去古巴，便和我聊起了一位在拉美文学界尽人皆知的阿根廷诗人。

　　曾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的胡安·赫尔曼是当今西班牙语世界颇有声望的诗人，1975年，他因为参与政治活动、亲近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被迫流亡罗马，后辗转尼加拉瓜和法国。次年冬天，他的儿子马塞罗和儿媳玛丽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军事独裁当局绑架，两个月以后，马塞罗被杀，尸体被扔进河里，已有身孕的玛丽亚被秘密转移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她分娩后不久也被暗杀，她的尸骨和孩子下落不明。拉美各国诗人发表过一封公开信，乌拉圭当局承认赫尔曼的孙女依然活着，被匿名寄养在当地一对无子嗣的夫妇家里，时年23岁，但玛丽亚的遗骨仍未奉还。一年后，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何塞·萨拉马戈、纳丁·戈迪默、伊姆雷·凯尔泰兹等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领衔，世界各国600多位诗人、作家共同签署了一封致乌拉圭总统的公开信，我受托约请10位中国诗人在上面签名，此乃后话。

　　上午9时，飞机在一片艳阳下准时升空，前往安第斯山中的波哥大，这是我旅途中难得的一次日间飞行。过了巴拉那河的沼泽地带和阿根廷北部的大查科平原后，便进入到皮科马约河流域。此河发源于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在亚松森注入巴拉圭河，加上拉普拉塔河的另一条支流——巴拉那河，一起组成了阿根廷和巴拉圭的边界。大约一刻钟以后，飞机经过苏克雷和圣克鲁斯之间的亚热带丛林，我的心跳突然加速，那片雨林正好是切·格瓦拉惨遭杀戮的地方。1966年夏天，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切从非洲的刚果秘密潜回了古巴。虽说他与卡斯特罗已经分道扬镳，但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不得不借助这位昔日的战友。果然，古巴政府提供了人力和物质上的一切便利，让切组织一支17人的小分队，并秘密训练了3个月，准备前往玻利维亚谋划暴动，其中包括3名部长、5名中央委员和3名少校(卡斯特罗拥有的最高军衔)。

　　如今从哈瓦那到包括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在内的许多南美城市都有航班，可是，上世纪60年代的古巴处境非常孤立。切先以国家农业研究院官员的身份，和他的战友经莫斯科飞往布拉格，在那里换了一本乌拉圭护照，化名拉蒙乘火车到达维也纳，在由瑞士进入法国之前又变成了阿道夫(到此为止，和切从非洲返回古巴的一段路线重叠)。在巴黎，切用古巴的白糖换来的美元购买了一双高统皮靴和一顶护耳鸭舌帽，乔装成商人，坐上一架法航班机再次飞过了大西洋。到达巴西的圣保罗后坐上了火车，抵达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考察居留过的马托格罗索州，从科伦巴的边界哨所进入玻利维亚，随后搭乘一架国内航班飞往拉巴斯。那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已得到消息，严密监视进入玻利维亚的每一架国际航班。波共方面则派出了联络员和两辆吉普车，把他们送往南部圣克鲁斯省的尼阿卡瓦庄园。没想到一年以后，革命尚未成功，切却在格兰德河畔的三道峡谷的交叉口被捕，此河正是皮科马约河的一条支流。

　　二、友谊是免费的

　　离开玻利维亚之后，飞机经过巴西和秘鲁的领空，由于哥伦比亚和阿根廷有两小时的时差，我们抵达波哥大机场时才午后一点钟。可是，等我转乘国内航班到达麦德林，再从高高的安第斯山巅返回到山谷的寓所，已经华灯初上了。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返回麦德林，那一定别有一番滋味，但却不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要出发远行，这次是北上去哈瓦那参加一个数学研讨班，所有费用由法国方面负责，系主任当然无条件支持了。对任何国家的公民，古巴都不需签证，但必须花20美元购买一张通行证。3个月前我从巴西回来途经波哥大时就办妥了，当时古巴人要我等上一天，后来看在同志的份上当场签发了。11月中旬的一天，我从麦德林出发，经过巴拿马城游玩一天以后，直接飞往哈瓦那，那是加勒比海一段狭长的水域，左侧是一连串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伯利兹和墨西哥，右侧那座孤零零的岛屿正是牙买加。

　　作为仅次于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哥伦布的葬身之地，分割成海地和多米尼加两国)的加勒比海第三大岛，牙买加除了盛产奥蒂和鲍威尔那样的短跑明星以外，更以诞生了雷鬼音乐(Reggae) 闻名于世，其代表人物鲍伯·马雷(Bob Marley，1945-1981)不久前作为欧美以外惟一的歌手，首批入选英国音乐名人堂。雷鬼音乐以奏出大音量的电低音提琴为特色，辅之以钢琴、鼓和电吉他，节拍通常松紧交替。可以说牙买加人移居到哪儿，哪儿就有雷鬼音乐，我曾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享受过一个夜晚的激情，即使是杭州这样一座悠闲的东方城市，也有一家冠名Reggae的酒吧，吸引了附近高校的留学生和青年人。而此时此刻，我只有凭窗远眺，想象着头梳非洲马伊萨部落武士的发辫、身穿阿迪达斯运动服的马雷了。

　　稍后，飞机穿越了隶属英国的开曼群岛，这是此次飞行途经的惟一一块陆地，尽管只有几秒钟时间。开曼群岛原本无人居住，哥伦布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途中发现了它，那是在1503年，同时发现的还有马提尼克岛，那次旅行他携带着13岁的儿子费尔南多，终点是巴拿马。由于疾病和风暴，他返回西班牙时几乎不能动弹了，不到两年便故世了。考虑到英文里y和i有时可以相互转化，开曼(Cayman)这个印第安语汇与我的姓氏颇为接近，可是它的本意却是鳄鱼。接着是古巴的青年岛，虽然面积小得可怜，却比小安的列斯群岛上的诸多岛国(特立尼达岛除外)都要大。古巴是一个狭长的国家，从几何学的眼光去看，北面的海岸线呈凸状，南面的呈凹状。进入本土仅仅十几分钟，飞机就在何塞·马蒂机场上空盘旋了。马蒂这个名字让我回味了许久，我到过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这是惟一一座以诗人名字命名的国际机场了。

　　利用提取行李的机会，我观察了何塞·马蒂机场的候机大厅，白色整洁的圆柱从穹顶上悬挂下来，又相互连接，像一幅幅机械拼图，合理地占用了空间，整个构图巧妙大度、错落有致。让我想起法国画家费尔南·莱歇，这位诺曼第农民出身的立体主义大师，毕生致力于表现工业时代物质不断扩张的世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机械美学，在莱歇笔下，甚至人体的四肢也呈饱满的圆柱。显而易见，何塞·马蒂机场的设计师从莱歇的作品里吸取了灵感，考虑到法兰西和古巴的特殊关系，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它在艺术领域一直比较开放。可是，当我步出海关，来到旅客问讯处，询问有无免费地图赠阅时，工作人员面露微笑地用标准的英语回答：Nothing is free in Cuba except the air and our friendship(除了空气和我们的友谊以外，古巴没有东西是免费的)。

　　三、海边的哈瓦那

　　我抵达何塞·马蒂机场时恰好是午后，虽说是深秋时节，可是对地处北回归线的哈瓦那来说，明媚的阳光里空气像加了蜜似的，尤其我刚从潮湿闷热的巴拿马过来。古巴素有“世界糖罐”的美誉，连司机的嘴也很甜，连声夸耀他们的莎莎和美女。值得一提的是，源自太平洋第一大岛——新几内亚岛的甘蔗在其他国家通常是在凉爽的月份收割，而古巴的甘蔗却不分季节。到19世纪60年代，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糖出自古巴。那以后，虽然奴隶制被废除，但大量墨西哥印第安人和中国人又加入了廉价劳动力的行列。以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最困难的1961年为例，古巴的糖产量为650万吨，足够让今天的每一位中国人都分到5公斤。

　　来自国外的数学家们下榻在哈瓦那城西的Vedado饭店，离开海滨大道不远。Vedado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禁区”，很明显，除了饭店的工作人员，本国的同胞是不准入内的，这大概相当于从前中国的涉外饭店。即使会议的组织者——古巴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教授们，也只能在大堂里出入，电梯门口另设了岗哨。而首都以外的古巴代表，则全部住在东郊的一家小旅馆里，在别的国家早已被淘汰的苏制拉达出租车太昂贵了，每天早上他们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卡梅尔才能到达会场。卡梅尔(Camel)就是英文里的骆驼，在西班牙语里写成camello，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汽车，能容纳300多名乘客。这种公共汽车由两节大车厢组成，中间连接部分凹了下去，其形状犹如骆驼的脊背。有一次，我和一位来自法国马赛大学的阿尔及利亚同行哈桑博士跳上一辆卡梅尔，没想到售票员和乘客全都好奇地打量我们，以至于最后忘了卖票，我们便在下一站下车了。

　　哈桑出生在阿尔及尔东边的塞提夫，与法国作家阿尔伯特·加缪的诞生地蒙多维同属于君士坦丁省，他在祖国念完大学以后留学法国。哈桑告诉我，那首麦德林野猫酒吧的保留歌曲Ya Rayan出自他的故乡，歌词大意是，劝告那些到法国谋生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故乡的女友。出人意料的是，当我几个月过后返回中国，发现杭州的酒吧里也在播放这首曲子。那时候我还没造访过阿拉伯世界，对哈桑像西方绅士一样打扮自己有些不解，他随身携带着好几种香水，其中一瓶专门涂抹刮掉胡须后的腮帮，另外一瓶用来喷洒洗浴后的腋毛。晚饭后我们结伴去了海滨，那是哈瓦那最热闹的去处，好几公里长的大堤上坐满了乘凉的人群。除了卖瓜子的以外，不大见得到小贩。小贩把黑色的西瓜子装在报纸卷成的圆筒里，价格随机浮动。作为一个外国旅行者，砍价的窍门是，先让一个小贩看到你去询问另一个，再回过头来讨价。天色不觉暗了下来，我和哈桑发现，那些在海滨漫步的年轻妇女全都另有所图，随时准备带你到出租屋去。但是，和她们交谈绝对不同于里约热内卢海滨那种公开的调情，相反，她们表情羞涩，有的是由朋友甚或兄弟陪同。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里，古巴是最安全的，因为每个十字路口都有秘密警察，娼妓也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并且是被严格禁止的，故而我们见不到她们单独或结伴行动。这与40年前，作为记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记载的不完全相同，“甚至在猪湾事件结束以后，各个娱乐场所都开门营业，几个没有揽上顾客的小妓女在街头巷尾游荡，希望哪个玩轮盘赌撞了大运的人夜里能救她一把……”

　　四、加勒比海之盐

　　在海滨大道，留给我同样深刻印象的还有一群勇敢的古巴男孩，他们身上只穿一条短裤，避开快速开来的车辆，从马路对面助跑过来，纵身跃下三面环礁的海面。正是从这些肤色黝黑的男孩身上，我明白了为何古巴人敢于在眼皮子底下与强大的邻国对抗了40多年。在长达两个星期的数学研讨会期间，我每天都有机会来到哈瓦那海滨，极目眺望对岸的佛罗里达。虽然无法用肉眼看到对面，但与和迈阿密有桥梁连接的小镇基韦斯特仅隔90英里，难怪当年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住在基韦斯特时，有一天出海捕鱼，遇到风暴来不及返航，便连人带船躲进了哈瓦那港。那是城东一片辽阔瓶状的水域，与大海的连接处宽度仅百余米，绝对是一个天然良港。恐怕连海明威自己都没有料到，哈瓦那会成为他居住得最久也最为舒适的地方，这一点连同切·格瓦那的传奇故事无疑是古巴旅游业的两大卖点。

　　虽然卡斯特罗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但直到1960年初，已经接掌政权4年的他还对到访古巴的法国哲学家萨特夫妇提出建议，“我请求您做一件困难的事：不要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那年萨特在古巴逗留了整整一个月，走遍了全岛，什么都看，什么都说。他和波伏娃乘坐卡斯特罗那辆颠颠簸簸的吉普车，参观了甘蔗田、烟草地、工厂和农业合作社，以及由军营改造成的学校。回到哈瓦那，萨特到新建的国家大剧院观看他的戏《可尊敬的妓女》，他惊叹道：“这是演得最好的妓女了。”这位古巴的埃德加·斯诺自然比那个美国人更有威望了，尤其对于哈瓦那的知识分子来说，“就好像是接待教皇来访似的”。告别之时，萨特告诉卡斯特罗，“这是革命的蜜月。”回国以后，萨特果然遵守对卡斯特罗的诺言，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同时他也指出古巴和美国是敌对的两个国家，不过，那时美国依旧在购买古巴的白糖，也只是有对古巴独立的经济进行干涉的企图。

　　没想到，就在萨特夫妇访问古巴期间，一艘法国轮船在哈瓦那港被炸，船上装着比利时的武器，死亡和失踪人数达100多人。由于此前美国曾阻止许多欧洲国家把武器卖给古巴(这容易让人联想起今天美国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协定的阻扰)，因此便成为首要的怀疑对象。两个多月以后，在十月革命元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的鼓动下，古巴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秘密签定了购买武器的协定。与此同时，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俄罗斯上空被击落，当时大选已经逼近，谋求连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仅不道歉，反而扬言，为了国家的安全，美国有权侵犯苏联的领空。于是，赫鲁晓夫宣布中止与华盛顿的对话，等待白宫有一个“更负责的”对话人。同时他还声称：“进步的黎明已经在美洲升起，就在美国的鼻子底下。”这样一来，哈瓦那和莫斯科便走到一块了。

　　当年7月4日，即美国国庆日，苏联的第一辆坦克便运到了哈瓦那。两天以后，美国停止进口古巴的白糖，那占了全部出口额的80%。从此以后，对山姆大叔来说，古巴这块甜糖便成了加勒比海之“盐”。同年秋天，卡斯特罗派遣古巴革命“尊贵的代表”——切·格瓦拉出访5个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中国、朝鲜和民主德国，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莫斯科红场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32岁的切得到了元首级别的待遇；在北京，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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