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露锋芒的俄罗斯外交

　　□冯绍雷

　　卡尔·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俄国外交的特征，即俄国能够以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孜孜以求来实现其既定的目标。解体以来，俄罗斯外交已经经历了16年的风云考验，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俄罗斯外交正在显露其独特的锋芒。

　　纵横捭阖的周边外交

　　近年来，俄罗斯外交之所以经常能在国际平台上做到“语惊四座”，当然和它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积淀深厚的外交经验紧密联系。即使苏联解体，俄罗斯还是世界上疆域最为广大的国家。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所谓疆域最为广大，是指俄罗斯周边地区布满了从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世界经济第二强国日本、最大的并且正在迅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这样一些庞然大物，而且俄罗斯在里海地区与其隔海相邻的是引人关注的伊朗，而在黑海地区隔海相望的则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冷战后取得巨大进步，并且文化上与俄罗斯相似的东西合璧的欧亚大国土耳其。俄罗斯的近邻中还包含有像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格鲁吉亚这样曾经是前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而现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俄罗斯分道扬镳，被西方作为钳制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中小国家。特别是近两年一波又一波的所谓“颜色革命”中，这些国家的政治变化形成了对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巨大挑战。

　　但是，擅长于纵横捭阖之术的俄罗斯相反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利用周边地区利益格局的分殊，在各大力量之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光多年来保持了大国气派，为国内经济逐渐复苏创造了条件，还敏锐捕捉到俄罗斯国内人心思定，民族情绪正在重新聚敛的历史机遇，利用俄罗斯国民对于车臣恐怖主义势力的极端痛恨，大刀阔斧地重整国内政治与经济格局，并且以此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运用其得天独厚的能源为武器，以实用主义路线引领周边外交，获得了世人的高度关注。普京一是通过盘活独联体内部资源，力图形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有赖于俄罗斯支持的核心区域，来钳制在“颜色革命”后出现的、暂存于独联体内部，但又与西方紧密合作的多国势力。其二，普京大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合作，借助于中国、中亚国家，包括作为观察员国家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蒙古诸国的声势来抵制西方的压力。一位俄罗斯友人说，普京经常能在外交逆境中扭转潮流。

　　变化中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在普京2000年上台之初，他曾高举“返回欧洲”的大旗，大力推动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尤其是利用能源资源作为发展对欧合作的杠杆，并使向欧洲供油供气包括通往西欧的管道建设成为与欧洲合作过程中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制度性安排。到9·11事件突发，普京调转方向，第一个向布什致电慰问，以最快速度表态，坚决支持美国的反恐斗争，并决定在中亚让开大路，让美军进驻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这是冷战几十年中，包括冷战后的十余年里，美国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当时，布什说：“我从普京的眼中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过后不久，布什甚至以“我喜欢他”这样的词句来表示他与普京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

　　但是，间隔不过一两年后，伊拉克战争事发，普京坚决地站在反战的法德一边，毫不留情地抨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普京、施罗德与希拉克“三驾马车”的形象一时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对象。有分析认为，2003年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走向恶化的转折点，不光伊拉克战争中的“三驾马车”使得“9·11”后刚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大逊其色，而且俄国内对亲西方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一类寡头的整治，以及整个权力系统的回归中央引起了西方的尖锐批评。

　　新世纪以来的俄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相互关系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逐渐得到双方确认的“非均衡关系”正在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前苏联时期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到基本接受美国一家超越各国实力之上的客观现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即使痛苦，但也是其摆脱“帝国”包袱的一个过程。普京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9·11”之后的美俄合作，特别是“反导协议”的中止是这种情结的具体表征。

　　第二，如果说，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以不同方式坚持单边主义的话，那么，普京则是以相当富于特色的“边缘路线”在与美国周旋。换言之，俄美关系中的单边主义与“边缘路线”相辅相成，成为当前美俄关系的又一鲜明特征。普京“边缘主义”的要领在于：强敌当前，一方面动员一切资源，不失时机地与美国抗衡，但随时准备在明显不利于己的情况下作出尽可能体面的妥协；另一方面积极运用国际纷争与各方立场对比中的所有差异来进行“寻租”和确立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尽一切可能折中斡旋，来赢得施展自身影响的空间。今年以来，俄罗斯与巴勒斯坦地区哈马斯之间戏剧性的交往和在伊朗事务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是这一特点的写照。普京有点像托尼·布莱尔，以其不无绅士风度的外交形象，在美国与欧洲——相当一些英国人认为英国并不属于欧洲——之间进行调解斡旋。普京在欧美关系中起着类似的作用。但稍有不同的是，布莱尔似乎更热衷于在美国鞍前马后的铺路搭桥——以布热津斯基老辣的眼光来看，接近美国是为了更多地影响和牵制美国；这种相似性就是一个重大外交悬案的谜底：普京擅长在适当的时机出来收拾残局。

　　普京的“新东方政策”

　　普京的“新东方政策”与叶利钦的“双头鹰政策”有相同和延续的一面，但又有了新的发挥与侧重点。第一，普京把发展与亚洲地区的外交战略视为国内稳定与发展、特别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像叶利钦那么较为单纯地从外交平衡的角度来看问题。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是，世界经济出现了向东方转移的趋势，中、印、俄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而俄罗斯的持续发展首先有赖于确保远东的发展能力。这一宏观趋势使得普京非常关注把外交拓展与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相联系。无论是远东石油管道的铺设路径，还是对东北亚事务的介入，都可以明显看到普京的这一动机。第二，普京的“新东方政策”有着国内制度变迁的背景，也即叶利钦的“双头鹰政策”大体上还是延续着1990年代初以来的体制与施政路线，但是普京的“新东方政策”是在对尤科斯等寡头进行打击，对媒体实行一定的控制，包括对地方政权也实行一定的调控的内政背景下推行的，这样使得普京对外交资源的掌握更具影响力。

　　但是，“新东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有相当困难的一面，以中俄关系论，在中俄边界问题基本解决，中俄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不光在双边，而且在多边构架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之后，如何进一步在体制、资源，特别是人文交往中深入合作，并非一个轻松的任务。比如，今年普京的国情咨文强调当前俄罗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人口持续下降，因此提出以优厚政策鼓励生育来增加人口。但是专家们认为，依靠鼓励生育来增加有效劳动力那是起码在20年后才能出现的改善，而在这20年中的急迫任务，是扩大引进移民。就引进移民而言，最为迫切的莫过于西伯利亚地区，当地的产业急待发展但人口稀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拥有众多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俄罗斯学术界、地方当局包括中央政府主管官员都曾经对近年来中国的移民情况给予正面和客观的评价，但是，一部分媒体舆论及某些地区和部门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对中国移民状况的曲解，为两国之间有可能进行的劳务合作带来了障碍。这并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

　　另外，近年来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支持下，俄罗斯积极参与APEC、东亚合作峰会和东盟安全论坛等一系列地区合作活动。俄罗斯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有所增长，但是，作为一个过多倾向欧洲的欧亚文明结合部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同于东亚政治文化，这依然是一个有待考验的问题。

　　也许问题的关键还是中俄关系。有人说，俄国是西方最了解中国的国家，而中国是东方最了解俄国的国家。此话是否确凿还待验证，但可以确认的是，在一个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关注重点正在逐渐自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中，中俄间恰如其分的合作无疑会给俄罗斯也给中国带来极大的机遇和空间。

　　在价值观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俄国无力再单方面向中国推销苏俄价值观的文化战略，因而才有体现中俄双方意愿，“把文学还给文学”的高尔基奖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