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如何走出进化怪圈：外交乍露锋芒(图)

半个国家建立在教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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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俄罗斯一半的国民信奉东正教，教徒遍布全国89个行政主体

国家与教堂的再度融合

　　大男孩式的俄罗斯

　　□白晓红

　　一名外国记者说：“莫斯科是记者的天堂。”的确，俄罗斯是复杂易变而又充满着矛盾的。如果要归纳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民和乌拉尔河的哥萨克，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和西伯利

亚的猎人的共同特征，那么就可以用既残忍又善良，既谦逊和睦又放肆闹事，或者叛逆与服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与强烈的个人意识，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交织等等来形容。

　　重感性轻理性是俄罗斯民族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别尔嘉耶夫写道：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俄罗斯人给我们的感觉常常是大胆任性、率性而为的。我们随便就可以想到：叶利钦的酗酒，赫鲁晓夫的“靴子”、猪湾事件、以及西伯利亚种玉米等莽撞行为。

　　俄国大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考证，俄罗斯人的非理性与其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气候的阴晴不定，土壤的时好时坏，常常使靠天吃饭的早期俄罗斯农民的期待，甚至是最微小的愿望落空，这样，经历不断的希望和落空，习惯于这种失望之后，俄罗斯人开始不顾一切作出最无望的、甚至是最不合常理的选择，或许这样反而能出奇制胜。

　　非理性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比比皆是。每年元旦前夜必放映的大受欢迎的影片《命运的捉弄》，正契合了俄罗斯人相信巧合、渴望神奇的心理。而帝俄末年的“拉斯普京现象”耐人寻味，一个衣衫褴褛、举止粗俗的西伯利亚农民竟征服了尼古拉二世宫廷。这与俄罗斯人相信奇迹、认为痴傻的人通灵有关。

　　俄罗斯人的非理性有时还表现为不负责任，或者是推卸责任。俄罗斯人迟到时，永远说是“交通原因”；服务性机构休息时，门上总是挂着“由于技术原因”的牌子。因为讲究道德优先，规则、法律往往成为被轻视的对象。《路标文集》上发表过一首著名的诗：“因为是有机论者，我们完全不要法律的健全理智这一狰狞的恶魔。俄罗斯大自然如此广袤辽阔，何须爬进法律原理这一狭窄的躯壳？”

　　俄罗斯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共同性。其历史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自古以来的村社共同生活和东正教的聚合性。共同性表现在民族性格上是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以及反个人主义、反资产阶级思想。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的灵魂不是资本主义的灵魂，而是一颗决不拜金的灵魂，仅凭这一点，它就可以得到无限爱恋。”的确，俄罗斯笑话中经常嘲笑精明的犹太人，而很少“笑贫”。当然，俄罗斯人的反资本主义特性的弱处也是昭然若揭的：它至少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直至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的夏天美好而短暂，俄罗斯先民深知，大自然只给了他们很少的一点宜于农作的时间，所以俄罗斯人习惯于拼命地干，然后是无休止地闲。“中庸”(золотая середина)一词在俄语中是贬义。反对平庸，著名的先锋画派宣称非黑即白，反对“市民的灰色”，“即使俄罗斯灭亡，也比按小市民的方式、像极端令人生厌的旧欧洲那样去生活要好”。东正教不像天主教，它没有过渡阶段——炼狱，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

　　东正教哺育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成长，却也让后者认为自己是唯一纯洁的、最代表上帝意愿的民族。俄罗斯人的骄傲自大、盲目排外，每一个去过俄罗斯的人都深有感触。俄罗斯人具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外国人的情绪，他们常常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挫折归咎于外国人。他们的爱国往往就意味着排斥他国。除了少数杰出的思想大家(索洛维约夫)外，俄罗斯人的普世主义基本是相对于民族内部而言的，“弥赛亚说”也是以东正教为基础。

　　一些俄罗斯思想家倾向于认为本民族是阴性的民族。洛扎诺夫说，俄罗斯具有永恒的“村妇性”。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是驯服的、女性的土地，表现出被动的、女性的温柔，给人神秘的温暖感。我们认为，女性气质决不是对外来事物充满仇恨的。如果用感觉来体会俄罗斯民族，我觉得它更像个大男孩：率性而为，生机勃勃，满怀创造力，自卑和自傲的奇妙结合，夸张的自爱及对外界的疏远感，崇尚纯粹，爱走极端，富于挑衅性。这种大男孩的内心深处是渴望坚定而有权威的大家长的。所以相对于朝令夕改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更愿意接受铁腕的勃列日涅夫和普京。

　　用俄罗斯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的话说，俄罗斯还没有跨过前进中的岔路口，它已接近于，但还没有冲破俄罗斯发展的怪圈。

　　俄罗斯如何走出“进化怪圈”

　　——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邢广程访谈录

　　□本刊特约记者 梁 强

　　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谋臣维特曾经这样劝诫过自己的君主，将来的俄罗斯“会主导从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西海岸的全部地域内的事务，它不仅将成为欧洲的霸主，还将是亚洲的霸主”。

　　苏联时期，这个预言几近成为现实。俄国也到达了自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巅峰地位。赫鲁晓夫一度踌躇满志地宣布，“美苏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核心，(它)将决定世界的发展。”

　　21 世纪，当普京再次追忆苏联的解体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著名的话，“这是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

　　三个俄国：沙俄、苏联和俄罗斯，都以各种方式探索如何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建立某种关系，而这种探索几乎总是充满了争执。19世纪沙俄第一次从大规模竞争的角度制定其外交政策，对手是欧洲革命的旗手法国；之后，俄国先后与英、德、美这些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强权国家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争斗，争斗的地理范围一度扩展至全球，它自己也从保守王朝庇护人的角色转变为对现状最不满的革命者。但俄罗斯与外部世界这个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

　　苏联解体之初，一个被称为新俄罗斯人的阶层在俄国社会脱颖而出。这批年少时享受到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和生活福利、年轻时受激荡全社会的思潮碰撞开启心智的幸运儿，在步入社会后又赶上了一个动荡的、同时也是机会层出不穷的时代，所有的制度都被打破，所有的规则都被重新改写，英雄不问出处，天下可共逐。十多年之后，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精英。以这个阶层的杰出代表普京的政治历程为标志，一个同叶利钦遗产根本决裂的过程正在发生，一个或许将不同于历史上三个俄国的新俄罗斯在舞台上正崭露头角。

　　但普京同样面临着如何选择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问题。俄国历史上三个阻碍它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吞噬；官僚阶层掌握全权；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和孤立在新俄罗斯仍然暴露无遗。而最关键的是，新俄罗斯将如何解决追求实力和追求效率这个根本性的矛盾。用俄罗斯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的话说，俄罗斯还没有跨过前进中的岔路口，它已接近于，但还没有冲破俄罗斯发展的怪圈。

　　在21世纪的头6年里，新俄罗斯和他的领导者们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更多是务实的现实主义，也许这将成为处理俄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选择，从而打破俄罗斯独特的历史宿命，改变俄国因为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跌宕起伏而大起大落的国家命运。

　　带着上述思考，本刊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博士。

　　汲取苏联的治理教训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在《苏联决策高层70年》一书中提出，苏联高层决策与苏联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普京是如何汲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的？

　　邢广程(以下简称邢)：普京受命于俄罗斯危难之际，他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政治动荡，树立了一种平稳的、导向性的权威主义，所谓的“可控民主”就是对苏联末期民主化思潮进行反思而提出的。

　　普京的核心班底变化一直不大，仅有的几次人事变动也都是处在权力过渡的关键时期，也就是在应该变动的时期才变动。比如在第一任期末换掉卡西亚诺夫，就是为第二任期布局谋篇。今年以来提拔梅德韦杰夫和伊万诺夫这两位左膀右臂担任新的副总理，也是出于2007、2008议会和总统选举的长远考虑。

　　少动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有利于局势的稳定，有利于各种利益关系的磨合。苏联历史上的动荡时期都与当时干部更换频繁有关系，如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开始实施干部轮换制。勃列日涅夫时期汲取了教训，很少动干部，保持了18年的稳定，但过于稳定干部队伍不利于干部队伍的成长。到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频繁更换干部，往往是在形势逼迫下应急选干部，这样选上来的干部自然很难胜任，结果又重新任命，影响很不好。而普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他看人很准，对一些重要职位的任命现在看来都有先见之明。可以说，俄罗斯的政治现在已经秩序化，今后有人事上的变化，也是进入政治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

　　《南》：2000年俄罗斯颁布新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军事学说》和《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这些文件在这6年的贯彻和实施，是否已经勾画出普京的治国战略？

　　邢：普京治国总的目标是强国富民。除了你提到的上述文件，他在几次国情咨文中也清楚表达了国内问题优先、国家利益为重的立场。比如普京一上台就加强中央权威，将所有的权力都收归中央，遏制地方的分裂势力，尽管这被西方批评为独裁，但这是适合俄国国情的，在俄罗斯面临四分五裂危险的情况下，普京舍此别无他途。

　　在实施自己的治国战略上，普京有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在中央层面，普京强化总统制，牢牢掌握行政权。他选择了一个弱势总理，一个服从型的总理，就是宁肯自己多操心而决不能重现叶利钦时代的两个权力中心。对于议会，普京不是削弱或压制，而是改变议会的成分，让支持自己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占据大多数。在地方层面，普京制定了地方大员的中央推选制，即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不再是以前由当地选民直接选出，而是要由总统提名，议会通过后才能参加竞选。此举明确了地方与中央在政治资源上的归属关系。普京还善于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比如反恐，打击寡头，在社会福利方面向普通百姓倾斜，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等，这些成就都记在了普京身上。

　　总的来说，普京能够最大限度地通过国家所掌握的行政资源来引导和推动社会向一个预定的、良好的目标发展，他的治国风格不是生硬的，而是柔性的、协调的，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规则，从而波澜不惊地将俄国的颓势扭转过来。

　　走向正常的市场经济

　　《南》：近两年随着油价飙升，俄国经济出现强劲复兴，俄国内对其重新崛起的预计也变得乐观起来。您对俄罗斯复兴的时间长度是怎样判断的？

　　邢：俄罗斯经济复苏有好几个因素，能源价格上涨只是其中之一。叶利钦下台后，原来反叶的力量失去了目标，俄国政治上出现了和解，这是一个因素；俄罗斯的经济改革经历了一个周期，体制本身的良性因素在普京上台后开始显现，这又是一个因素；1998年经济危机卢布贬值的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普京在俄国经历长期危机后明智地采取民众可接受的顺应经济规律的政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复苏。

　　对俄罗斯的复兴要实事求是地估计。作为一个国际大国，它拥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基本要素，俄国历史上也有过危机后再度崛起的经验。俄罗斯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甚至和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的前景肯定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现状来看，其经济仍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只能说是刚刚爬出低谷，克服了危机。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它现在还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甚至可以说，其经济在短期内仍面临很大的问题。关键是看能不能建立起一种不仅仅依赖于能源的经济结构。

　　俄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两条路，一是走向正常的市场经济，但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再就是再次运用行政命令体制，采取非常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短期可能取得很大效果，但长期仍要被淘汰。如果这样做，从苏联到俄罗斯20多年经济转型所付出的代价还要持续下去。

　　普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悖论，他明知现有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但依然要继续保持下去，这也是所有领导人都不得不做出的短期行为，因为他首先要为自己的政治统治负责。能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在俄罗斯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找不到比能源更好的资源，贸然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必然会引起经济危机，这是普通俄罗斯人都害怕的，所以，俄国的能源依赖型经济以后还会有大发展。这也表明能源依赖会对俄罗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不良的副作用。至于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要看国内外的具体环境，尤其是国外环境对俄国的压力大小。目前，国际体系对俄国的接纳要大于排斥，俄罗斯也仍有对外扩展的空间。它未来的发展很有可能是上述两种道路相结合。这样可以保证它在30~50年的时间里再度强大起来，但要再回到和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地位，至少需要70~8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且，这要求它具备和美国一样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制。

　　外交不再本末倒置

　　《南》：普京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暗批美国为“狼同志”，现在的俄罗斯是否正在成为一个反美情绪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这对中美俄的三角互动有何影响？

　　邢：苏联时期俄国人就长期反美，苏联刚解体后曾出现过短暂的崇美情绪，即寻求美国的帮助，但期望落空后，又开始仇美。应该说，在俄罗斯，对美国的敌对是一种长期的情绪。

　　普京为俄罗斯设定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即在经济实力、外交独立程度、对世界进程的影响力三个方面都达到世界大国的地位。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国内，在经济实力上。普京自己也承认，俄国现在经济上是二三流国家。因此，他并不急于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对抗或是做与自己实际国力不相称的事情。普京的对外政策，都是在现有实力地位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捍卫国家的利益，实现一种良性互动，保证外部环境能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现在的外交是一种经济外交，这与苏联时期的外交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苏联时期是本末倒置，热衷于追求大国地位，但本国国内日子却很难过；普京现在是倒过来，认清了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他在外交上的活跃程度没有妨碍他国内问题的解决，反而为他国内的发展建立了非常好的外部条件。

　　至于中美俄三角关系，美国现在是一个恒点，中俄都在观察美国的变化，中俄对美关系是两国对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俄国多以万变应不变，灵活反映对美政策的变化。在这方面，它对美政策拿捏得比较好，能够保持一种幅度性改变，经常利用很多虽然与自己没多大关系、但对美攸关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外交资源来和美国斗，这样就促使美国对俄国的利益有深入思考。

　　三国关系中也时常出现借力、打牌的现象，但都比较微观。中俄两国相互发展关系是不针对第三国的，美国在不同的地区问题上虽然会对两国各有借重，但不会让两国同时主导一个地区问题。在国际事务中中俄关系作用显著增加，中俄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形成战略共识，从而成为大国关系中非常稳定和成熟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南》：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都致力于推动的一个平台，现在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这是对美国的一种挑战。此外，您提出过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要有大视野，具体到能源问题上，成员国之间该如何展开合作？

　　邢：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要有大视野，是指要超越国家之间简单的多边关系的堆积，要作为一个规范的、有前途的地区性组织发挥作用。在这方面，有两个检验指标，一是要有成效；二是要解决本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组织发展5年来，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于中俄两国来说，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多边舞台，也实现了许多双边关系中不能实现的东西，可以说是中俄双边关系的延伸。在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中俄能做到积极沟通，尽量配合，这是大国在面临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上应有的态度。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是个综合体，它要解决的也主要是综合性问题，而不单是经济组织或者一个能源体，因此对上合内部的经济合作短期内不要指望有大的突破。要找到一个让多边都满意的项目很难，现在还是应该从基础设施做起。而能源，涉及各国的敏感国家利益，各国在这方面的战略取向不同，外在因素扯动也很大，双边之间能做好就不错了。要做多边非常难，这是一个现实，并不是说上合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在国际惯例上也是如此。

　　中俄和谐，还看民间

　　《南》：中俄两国关系从近代以来就起伏不断，影响和制约中俄关系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换句话说，我们该怎样与俄罗斯相处？

　　邢：影响中俄关系的因素有很多。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说，两国都是大国，很多问题一国不能单独解决，必须进行合作；从文化角度来说，两国又都是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在文化上互有借鉴；从经济因素来说，双方的经贸水平对两国的关系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是可以做大文章的领域。

　　但最重要的还是地缘政治因素。这个因素决定了中俄两国必须做邻居。至于怎么做邻居，有三种模式：盟友、对手、邻居加朋友。这三种模式在中俄关系史上都经历过。现在中俄关系是以第三种模式为基础，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从现实出发，以国家利益为准，一步步从互视为友好国家，到现在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起来后，两国官方的合作已经机制化，包括像举办中国俄罗斯年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政府在发展双边关系上已经尽心尽力，国与国的层面上已经达到一个顶点。至于经贸问题，这是任何双边关系中都不可避免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现在的关键是两国社会之间，地区之间，也就是民间的交往。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中俄关系中现在的主要问题也是两国基本民众相互不了解。媒体一些迎合民族主义的倾向性报道，也让两国普通百姓之间增大了误解。

　　现在俄国官方对中国友好，但民间声音不一样，比如有些汉学家就对中国持敌视态度。这是多元化社会正常的舆论分野，对此要客观看待。我个人认为，最好是通过相互间直接的往来，比如旅游、就业、互派

　　在俄国社会转型时期，新旧道德规范处于剧烈的碰撞中，苏联时期遗留下的来的受贿、勒索和有组织犯罪等丑陋现象猖獗。在这种情形下，东正教的伦理道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俄国社会稳定的必要调和剂，甚至成为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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