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勒:一个后经典民族国家的诞生

　　德国历史中有一些可回溯到中世纪和16世纪的因素，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德国与西方的歧路。1960年代以后，德国与先前的民族主义决裂并接受了黑、红、黄所代表的民主传统，这使它迅速融入欧盟而成为欧洲认同意义上的后经典民族国家。

　　□本刊记者 李北方

　　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有多种方式，最简洁的一种可能就是直接向那些最睿智的头脑提问，听取他们的思考。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德国历史可以算作其一。为什么这个民族的历史如此富于侵略性？为什么二战后德国人对历史的反省那么彻底？问题的后一半更常被讨论，每当日本人企图否认侵略历史的时候，德国人就会作为一个参照系被集体褒扬。

　　记者在德国访问期间，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教育印象颇深，年轻一代几乎深深地陷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负罪感之中，并未将德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是在世界杯期间，爱国热情瞬间在德国的大街小巷冒了出来，将德国人自己吓了一大跳。

　　背负着历史罪责的德国仍是欧洲最具实力的大国，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欧盟是否可以无限扩大？如果不能，它的边界在何处？

　　对于这些问题，洪堡大学当代史教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无疑是一个称职的解答者。温克勒教授是德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以其两卷本著作《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稍早前，本刊记者在洪堡大学采访了温克勒教授，采访围绕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展开，正如温克勒教授所说，“最简单的问题一直都是最重要的”。

　　德国问题的终结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与有着长久统一历史的中国不同，德国的疆域和政治体制历史上在不断变化，那么德国认同是怎么形成，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温克勒(以下简称温)：德国直到19世纪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比英国和法国都要晚。直到1806年，才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它其实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复杂的实体，一个旧式的、古老的政治体。将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语言，语言在19世纪对德国认同感的作用是非常独特的。

　　直到1871年俾斯麦武装了德意志帝国以后，德国人才获得了认同感的政治框架。俾斯麦帝国还发展起某种政治上的认同。但在俾斯麦界定的政治上的德国和文化上的德国之间仍有区别，后者还包括奥地利，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和瑞士讲德语的地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他们的政治哲学视为反西方的。1918年，托马斯·曼初版了《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他在书中将西方文明和德国文化对立起来。当1918年、1919年西方民主制度终于被引入魏玛共和国的时候，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体系，是胜利者强加给德国人的。“胜利者的制度”这一称谓，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利用来激发反西方的情绪。

　　对西方的反感终于在二战后被克服了，对西方价值政治上的采纳开始于前联邦德国。1986年，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做了一个概括，我经常引用它，因为非常精彩。哈贝马斯写道：“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无条件开放，是战后时代智识上的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引以为豪的。”

　　1990年，德国问题终于经由统一而得到解决，整个德国进入了西方民主制度。德国问题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一直存在，它是自由和统一的问题，也是个疆界的问题。疆界问题在1990年德国和波兰确认边界后解决了，自由和统一问题在1990年10月因东德接受德国宪法而获解决。

　　《南》：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难理解历史上的德国为什么如此富于侵略性，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温：德国是个后来者(指在帝国主义阵营中)。我认为在心理上，这是德国的精英们在1914年发动那场——当时的德国总理比特曼·霍伊维克称之为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后来者，德国相信自己征服——比特曼·霍伊维克的前任布洛所谓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利。

　　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其他的原因跟当时德国国内的危机有关。俾斯麦给了德国男性普遍的选举权，这在当时是很进步的选举制度，比英国、比利时等国建立在财产上的选举制度进步很多。在帝国层面上，德国人确实享有一定的民主，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社会性歧视的约束参加国会选举。

　　在另一方面，政府并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皇帝负责。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社会民主党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保守派们对此越来越紧张。他们预见到国会中会出现左派多数，这是他们极度害怕的。对大部分德国精英来讲，一战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一次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肯定会获胜的选举，是一次保留前民主体制的企图。他们不想要议会民主，而是希望加强政府和皇帝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原因之一，直接针对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

　　二战是在德国于1918年战败后，德国的极右翼想以一场新的战争来改变一战的结果，改变《凡尔赛条约》的企图，同时为德国赢得帝国的位置和全世界的霸权，让德国在世界各国中成为第一号。这是希特勒的计划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谈论德国历史，纳粹时代是不可能避开的。纳粹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或者只是一个变异？

　　温：德国是有民主传统的。1933年，民选总统兴登堡并非一定要委任希特勒为总理。没错，希特勒是最大政党的领导者，但无论如何，兴登堡是能够避免希特勒的总理提名的，他可以不将其前任解职。但兴登堡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守的普鲁士精英的工具。他们说服了兴登堡，希特勒领导的联盟——据称由保守派控制——是结束政治危机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这是他们算盘中的一个可怕的错误和致命的失误，他们低估希特勒。但这不是魏玛共和国历史、也不是整个德国历史不可避免的结果。直到魏玛共和国的最后时刻，希特勒的上台仍是可以避免的。

　　德国与西方的歧路

　　《南》：你最著名的著作是《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对中国读者而言，西方(West)更多地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在你的体系里西方的意思是不同的。

　　温：是的。西方当然是一个规范化的概念。我提到了一战期间德国和西方知识分子的争论，他们指称德国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区别。在政治含义中，西方在20世纪意味着建立在法治、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分离基础上的民主。同时还存在一个更宽泛的西方的概念，其历史含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神权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在11世纪，皇帝一方和教皇一方发生了斗争，并在12世纪早期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另一个对西方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的权力分离发生在诸侯权力和中央权力之间。这两种前现代的权力分立为洛克和孟德斯鸠开创世俗权力——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理论创造了条件。这些发展只有西方经历了，欧洲的其他部分没有经历权力分离的过程。

　　德国为西方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奇怪的是，这个在文化上不仅属于西方而且塑造了西方的国家，并没有采用启蒙运动的政治成就。德国在俾斯麦时代没有实行代议制政府，因为这会威胁到旧德国贵族、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的军事精英们的特权。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西方的双重含义，基于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含义，和包含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分立、代议制政府及人民普选权的政治含义。经过在第三帝国时代对西方民主的反动，德国人尤其是精英们才认识到，西方民主不是坏的，而是唯一适合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

　　《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德国塑造了西方，却背离了西方呢？

　　温：由于旧式精英的力量。我们不该忘记强化了旧制度力量的一个基本史实，普鲁士邦君获得了新的信仰上的权力，普通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指望邦君作为他们新教信仰的保护者，这就强化了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统治者的地位。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从1613年开始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当时的统治者大选侯库尔法斯特是一个加尔文宗信徒，而他的臣民是路德宗信徒并对其保持忠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加尔文宗信徒是非常有活力的人。在普鲁士，我们就看到自上的活力和自下的忠诚。19世纪早期，普鲁士进行了改革，这场改革接近于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于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把这次改革作为一个来自上层、来自君主的进步要优于来自下层、来自大众的标志。

　　这个时刻具有了连续性，部分导致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并能部分解释魏玛共和国期间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受过教育的阶层支持希特勒，(因为)希特勒看起来在保卫受到西方——当时仍被视为敌人——挑战的德国传统。如果你问我出了什么问题，德国历史中有一些可回溯到中世纪和16世纪的因素，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德国与西方的歧路，独特的德国之路。

　　“不能只关注德国历史

　　的那一页”

　　《南》：二战之后，德国认同发生了哪些变化，被摧毁了吗？

　　温：与一战结束后不同，德国精英们承认德国的战争罪行。在魏玛共和国，几乎没人承认德国应当承担一战的罪责。在那个时代，德国的文献足以支持理智地、现实地分析得出德国对一战的结论，但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几乎全部政党和知识分子都否认他们所谓的“盟国(炮制)的战争罪行谎言”。二战后，否认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所以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对于战争后果的责任感。

　　德国人发现了西方式民主的优点。冷战强化了这种感情，他们很高兴西方联盟对待德国要比英法在1918年以后干的好得多。所以对被人称为“保守的民主主义者”的阿登纳来讲，很容易推行与西欧和美国相近的政策。

　　在德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西方观念获得了正面的含义。

　　《南》：二战后是什么将德国人联系在一起？很多人说足球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今年，世界杯在德国举办。你对这种观点有何看法？

　　温：我认为今天德国人对黑、红、黄标志的广泛接受属于德国的民主传统，它是19世纪早期与拿破仑作战期间学生们的标志，黑和红是1832年争取自由和德国统一的德国民主派联盟的标志。

　　德国发展起了对二战爆发的责任感，人们接受了不仅希特勒而且由希特勒代表的德国也对二战负有责任。终于在1960年代，一战罪行也经由一场德国历史学家的讨论而被人们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德国与先前的民族主义决裂并接受了黑、红、黄所代表的民主传统。你看到的在德国大街上和汽车上的三色旗，这是民主认同的展示，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宪政框架内的爱国主义。即使很多人不了解红、黑、黄的历史是什么，代表什么，但那些事件给了知识分子、学校一个谈论德国历史上自由民主传统的机会。

　　《南》：有很长一段时间，德国人羞于承认自己的身份……

　　温：他们不愿意展示国旗，因为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被迫挥舞纳粹旗帜。所以1945年以后，很少有人试图去展示黑、红、黄三色旗，因为没有义务这么做，人们也需要时间与国家的象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在学校里学习了一些德国历史，绝大部分人没有复活希特勒和改变对德国历史那一页的负面评价的企图。他们视联邦德国为西方式的民主，一种无可辩驳的政治体制。

　　《南》：如今世界改变了，德国被视为热爱和平的大国，你认为现在对德国人来讲，是一个恰当的时候重拾爱国主义了吗？

　　温：把德国历史——包括她所有的矛盾之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迟来了很久，我们不能只关注德国历史的那一页，否则我们会犯错误。我们只看到大屠杀，我们就不能解释它为什么发生，我们需要了解反犹主义的历史，需要回溯到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我们必须去做，必须重新发现德国历史上的民主和热爱自由的传统，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整合历史的矛盾之处。

　　如果我们建立起一种自我批判式的认同感，我们就可以负责任地行动。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过去的错误，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必须了解我们在欧洲的角色和我们对统一的欧洲的贡献。

　　《南》：有报道称，世界杯期间德国国旗的销量比两德统一期间高出几十倍。在现代德国历史上，人们有多次机会为德国人身份感到自豪。为什么爱国主义的高潮在2006年到来了呢？

　　温：这不是个新近才发生的现象。几十年以来，前西德的历史就更被视为是成功的。在1950年代，前西德进行了若干民意调查，人们被问到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时代是什么，很多人回答是1914年以前的旧帝国，一些人回答是第三帝国的战前时代。从1960年代开始，大部分人说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篇章是联邦德国——经济奇迹以及西德人为建设一个新德国的所有努力。

　　当然，这是个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国家，如当下关于公共卫生体系、保险体系和联邦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相比，这是个相对新的经历，部分促成了德国的爱国主义。德国人如果是悲观的，认为在现有的体制内无法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我会感到很焦虑。这是在魏玛末期广泛存在的感觉。但现在我认为我们有理由更乐观，我们必须面对挑战。

　　《南》：现在仍有些德国人在担忧，一个强大的德国会在未来继续对世界构成威胁，你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吗？

　　温：这是不必要的担忧。由于东德的遗产，德国在经济上不是更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德国不再是一个经典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后经典民族国家，后经典意味着融入欧盟。德国精英们在欧洲范围思考问题并真心希望欧盟深化，希望欧盟变得更有效率，希望通过改革强化欧盟的机制。

　　德国人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欧洲只有建立起欧洲认同的意识才能在世界上发挥政治作用。所以现今历史学家们的大问题不是德国认同，而是欧洲认同，这是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我们必须对德国认同持批判的观点。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欧盟的危机

　　《南》：你根据西方和西方政治文化的定义，为欧盟确立了一个边界，并且对全力推动欧盟扩大的政治家们持批评态度，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温：欧盟扩大是必要的。2004那一轮扩大进程是必要的，也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都是传统西方的一部分。这不意味着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纳入欧盟是不可能的，但会是困难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将西方政治文化引入那些没有经历与属于传统西方的欧洲同等的人性解放过程的国家。无论如何，政治文化是重要的，这是我在对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身份辩论中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土耳其还没有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它经历了部分的西方化过程，地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土耳其西部发达一些，东部虽然采纳了一些西方的法律文本，但并非孟德斯鸠所谓的法的精神。这是土耳其为了成为欧盟一员所引入的进展，但我严重怀疑土耳其是否准备好将西方政治文化作为其自己的政治文化。

　　我的回答是，欧盟的扩大必须基于一定程度上的欧洲认同感或欧洲的西方认同感，或者作为西方一部分的欧洲。一切取决于希望成为欧盟一员的国家的准备程度，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对西方政治文化无条件地开放”。这是欧盟扩大非常重要的前提。

　　《南》：问题是土耳其等国家非常热衷于加入欧盟，与此同时，欧盟宪法草案却在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遭到拒绝。

　　温：对，这是欧盟危机的一部分，显示出欧洲一体化政策被大部分欧洲人视为，借用马克思的概念，疏离民众的政策。如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使用的另外一个概念来形容欧盟权力机构，尤其是欧洲委员会的话，你可以说它“行政权力的独立性与日俱增”。不幸的是，这是欧洲现实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必须通过赋予各国议会更多“欧洲政治”的色彩来克服这种疏离感。在给予一国欧盟成员国候选地位和入盟谈判开始之前，必须征求议会的意见，这会减少疏离感并给欧洲一体化进程新的民主合法性。

　　我们需要寻求欧盟宪法的修改版本。我们应该思考“宪法”这个概念是否太过激烈，也许我们应该使用一个更平和的词，比如基本条约，以便给改革进程一个新的机会。

　　《南》：欧盟宪法草案在法国和荷兰受挫之后，你认为欧洲国家仍然执著于欧洲一体化的理想吗？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如何？

　　温：我认为欧洲知识分子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是开创欧洲公众的意识。奇怪的是，在18世纪，欧洲已经解决了跨国界的欧洲认同和欧洲公众的问题，知识分子们非常活跃地交流，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人的作品在全欧洲的知识分子中被广泛阅读。

　　再次引用马克思，马克思区分Klasse an sich(自在阶级)和Klasse für sich(自为阶级)这两个概念，Klasse an sich的意思是，存在某些界定一个阶级的客观因素，Klasse für sich的意思是，一种属于某个阶级的感觉，阶级自觉性。欧洲认同感也是一样，存在某些界定欧洲人或西方人的客观标准，但这不意味着人们就清晰地意识到何谓欧洲或西方。我们必须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克服民族的局限，发展一种西方化的世界性的历史观。

　　我们不该责怪政治人物，是的，政治人物在过去的15年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问题上出现了大的失误，但知识分子必须变得更活跃，必须在关乎欧洲公众的辩论中担当更活跃的角色。欧洲认同感在普通民众中的政治性确立，这是必要的。

　　《南》：欧盟在经历挫折之后，是否有可能从欧洲一体化的理想退回到北约，也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

　　温：我认为这不会成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和北美同属一种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但同时，在对西方价值观念的阐释上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以死刑的辩论为例，死刑上个世纪就在西欧被废除了，但仍存在于美国。这是关于人权的讨论。再看看关塔纳摩，人权遭到永久性的侵犯，我们需要和美国讨论这个问题。关于人权的辩论对全世界都是必要的，但对在18世纪晚期孕育了这个理念的西欧具有特殊的意义。

　　北约对欧洲的安全和美国的安全仍很重要。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必须进行关于他们的规范化的价值基础——西方价值理念和这些理念的政治成果——更活跃的讨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辩论文化，并非需要确立，而是已经存在，但必须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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