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的“９·11”纪念

　　许多经历者的创伤，依然没有抚平。

　　撰稿／吴 越(发自华盛顿)

　　站在五角大楼前，罗斯玛丽·迪罗德双手不停地颤抖，她的言语越来越缓，最终哽咽，两行泪水从眼眶中溢出。“站在这儿，我依然能感觉到痛……”她说。

　　在5年前的“9·１1”恐怖事件中，迪罗德的丈夫是美洲航空公司AA77航班的飞行员，飞机最终被劫持后撞向了五角大楼，机上64人全部遇难，地面125人罹难。

　　当“9·１1”5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国务院组织外国记者到五角大楼采访，与幸存者和罹难者家属会面。因为申请得早，笔者成为其中唯一的中国记者，也由此进入以往戒备森严的美国国防部。

　　5年时光，世界已变样。在当年的袭击中，五角大楼西侧一度坍塌。现在，大窟窿已经修补好，大理石的外墙一如往常齐整。只是外面的停车场上，还残留着建筑工人留下的大量建筑构件。

　　但许多经历者的创伤，依然没有抚平。

　　“当他们(恐怖分子)冲进驾驶舱时，我可以想到我丈夫所处的情况，他们肯定非常无助和孤单，我时常在梦中见到这个恐怖场景。”迪罗德女士说。

　　“9·11”当天，她正在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工作，他丈夫执飞的AA77航班拟飞向洛杉矶。但在飞机到达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时，恐怖分子控制了飞机，飞机被迫调转飞向华盛顿，9时43分，飞机撞向五角大楼西侧。

　　“只听得一声巨响，火球朝我们扑来，人们在尖叫，我都不知道怎么逃出来的，当我在外面站定时，天哪，我的鞋都掉了。”黛布拉女士是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她对那一天最深的回忆是：“我记得和我一块上班的同事说：‘今天天气真不错。’”

　　但这个早晨成了她以后的噩梦。“我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朝我们冲来，我就在窗户边，我甚至似乎都看到了飞机中的乘客，天哪！”她说。

　　对五角大楼的震撼

　　黑色的大理石，镌刻着一行文字：“September 11，2001(9月11日，2001年)”。在重修五角大楼被炸毁部门时，美国国防部特地在西侧外墙的最底层，设了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不时有美国人，在军人的陪同下，到这里来缅怀，默哀。

　　纪念牌外，栽种着一排我叫不出名的灌木，红色的花开得异常刺眼。

　　一位年轻的美国军人对我说，来参观的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公职人员，或者是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的家属。“在这座建筑中大约有23000人，这是一个城市。”他说。

　　这个1943年落成并指挥了

　　走在五角大楼，就仿佛走进一个迷宫。按照五角大楼的统计数据，楼内有各种时钟4200个，饮水器691个，厕所284间，各种电灯16250个；此外，楼内餐饮、商店、邮局、银行、书店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楼外4个大停车场可停放汽车约1万辆。

　　我看到一个钟表店外挂了好几个钟，分别注上所在地点的时间：洛杉矶、华盛顿、伦敦，还有一个——巴格达。

　　咖啡店里，有络绎不绝的士兵来用餐，一切很平和，至少在大楼内部，已很少看到“9·１1”的痕迹。但绕过去，转到与大理石纪念牌连接一个大厅，则是新设的祈祷室，像一个微小的教堂，正中讲坛上，摆放着一本翻开的圣经。

　　上校牧师威廉对我说，祈祷室是新设的，“经过‘9·１1’后，人们都意识到了脆弱，大家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祈祷。”

　　对他和许多美国军人来说，美国超强军力指挥中枢的五角大楼遭到攻击，是难以想象的。“以前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几个军人都这么回答。

　　形势迫使美国国防部进行了最严格的安检制度。一条原本紧沿大楼的公路也为此改道，挪到了几十米外。

　　我们到五角大楼采访时，也反复被要求进行了安检，先查证件，然后扫描包裹内的物件，最后发给一张通行牌，上面写着“只准在陪同下进入”。

　　美国国务院发给我们的采访须知上也写明：在五角大楼内，前往任何地方，必须有陪同，拍照必须严格按照限制。

　　威廉上校说，安检带来了安全，也确实带来了麻烦，“以前我可以很快进到办公室，现在上班时我们都必须排队接受安检，要排大概十来分钟。”

　　五角大楼罹难的中国人

　　在祈祷室旁边，五角大楼设置了一个“美国英雄”的展室，悼念在“9·11”事件中在这里辞世的罹难者。

　　黑色的幕板，密密麻麻的姓名，黯淡的灯光，让人感到些许压抑。

　　旁边的介绍上写着：“以此悼念184名罹难者。”

　　突然有一些疑惑，在整个五角大楼爆炸中，应该是共有189人丧生，飞机上65人，地面124人；半晌，才明白过来，有5人是被确认为恐怖分子的，自然不在纪念之列。

　　展室正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有两本画册，记录着每一个罹难者的照片、姓名、年龄、爱好等等。与公文般的悼词不同，每一个人的生平都写得很细致，都有不同的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有一个相同的不幸的结尾。

　　我慢慢把画册翻到末尾，映入眼帘的是两个中国老人的照片，老妈妈穿着红衣服，抿着嘴，但却笑着。他们就是AA77航班上仅有的两名中国人，一对夫妇，郑于光和杨树荫，分别是65岁和62岁。

　　旁边的情况介绍上写着，郑先生是一个退休的药剂师，南京大学毕业；他夫人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一个退休儿科大夫，两位老人当时探望完在巴尔的摩的女儿后，搭乘AA77航班在洛杉矶转机回国，不想遭此横祸，丧生于五角大楼。

　　“于光和树荫已结婚35年了……尽管他们兴趣爱好不同，性格也有异，但彼此十分相爱。丈夫喜欢绘画，经常打

　　这何尝不是普通中国老人的写照。只是他们多了这样一个悲伤的结局。

　　“他们的英语很有限，但他们在周围交了不少好朋友。有时朋友邀请他们去吃饭或喝茶，他们通过简单和有限的单词进行交流，一待几个小时……尽管他们都已60多岁了，但他们带着热情学习英语，当碰到新词时，他们会立刻查一下词典或者询问他们的女儿，有时，他们甚至要求女儿把生词和句子写下来，这样他们便于记忆。”

　　他们的材料介绍很长，我相信这是美国国防部和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联系后，女儿流泪写下的回忆。她的痛苦，何尝不也是许多美国家庭的苦痛。这毕竟是一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在登机前，他们告诉送行的女儿，他们非常爱她，并答应过几年还会来看他们……对他们的家人来说，唯一的安慰就是知道这对恩爱夫妻一直在一起，即使是在生命最后一刻……在他们孩子的心中，亲爱的爸爸妈妈仍然和他们在一起，仍和往常一样关心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