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期(10月27日23版，总第1187期)刊出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回忆录首译的部分内容后，收到读者反
馈希望了解该书有关中国的和更多的内容，本期将继续刊登施罗德回忆录的另外两个重要章节，以飨读者。
——编者
施罗德／著斯力／译
2002年5月底，我们在柏林等待乔治·W·布什的来访。当时可以感觉到，民众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同情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在柏林曾举行过大规模团结集会，共同为2001年9月11日哀悼。如今，不到一年时间，伴随他来
访的是反对美国外交政策新取向的强烈抗议，10多万抗议者参加了反对布什的不同活动。我们被迫采取最严格的安全措施，
半个柏林城被封锁，但这仍然无助于改善民众反对美国总统的情绪。
然而，布什在联邦议院以一席异常“现代化”的讲话令我们大感意外。在我后来与他进行的多次谈话中，他也丝毫没
有流露将避免另一场战争的信号。我强调，德国政府在反恐斗争中与美国“无限制团结”的立场仍将继续有效。如果有证据表
明伊拉克确实像先前阿富汗那样，成为基地组织的保护区和逃亡地，我们将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一边。我们向总统保证，将在
情报领域中保持最紧密的合作。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华盛顿目前明确的对抗路线将有所收敛。
在柏林访问的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布什及其代表团全体成员与我的团队在总理府内共进午餐，席间气氛十分轻
松。在这次工作午餐期间，几乎根本就没有谈到任何大的政治话题。间或谈到当时在日本与韩国举行的足球世界杯，布什还问
到德国队的取胜机会。我对德国队的表现原本没抱太大希望，但后来德国队竟然与巴西队一起进入决赛的闪亮结局，驳斥了我
的预言。
尽管气氛十分轻松，但我的心中一直感到些许不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感到怀疑：在我们两人的单独会谈中总是可以
察觉到，这位总统是那么的“虔诚敬神”，他把上帝视为最高主宰。在他的访问期间，这一点始终令我不安。如果一个人是虔
诚的信徒，他在私人生活中笃信上帝，在祈祷中与上帝双向对话，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给我日益深刻的印象是
：那些政治决策居然是与上帝对话的后果。如果你把自己的政治决策用这种方式加以合理化，就难以容忍别人的批评，难以与
人交换思想，难以改变自己的初衷，哪怕只是些许的修正。一旦他接受他人意见，就意味着违背了他在祈祷时接受的上帝使命
。这样的绝对性，我不仅在2002年与这位美国总统进行的各次谈话中有所体察，而且在他的多次公开演讲中不断有察觉，
因而加深了我的政治疑虑——尽管我对美国和美国总统有着个人的同情感。
我认为政教分离是文明的重大进步。此外，我们有理由批评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没有明确地区分宗教对社会的意义和
西方标准之法制的意义。但是，当谈到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及他们对圣经的阐释时，我们也远非情愿地发现，美国也存
在着相似的倾向。如果双方都认为自己独家掌握着真理，和平解决问题的空间就几乎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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