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回忆录节选之四：为何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1998年秋担任总理后，我计划首次正式访华的时间是1999年5月。访华各站早已确定，代表团成员也已确定 。我不想因为那个事件(指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事件——译者注)而放弃我们已精心准备的会谈和参 观日程。

　　不过，代表团的行程有所推迟，我只带了施泰纳和海耶二人(前者是总理外事顾问，后者是总理府新闻发言人，均为 施罗德的亲信——译者注)，前往北京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飞过去10个小时，停留短短几小时，返程又是10小时。 但是，此次访问对我非常重要。我认为，我应当作为(北约)联盟代表就那个事件坦诚、公开地向中国政府表达歉意。只有这 样，才能让中国保住颜面。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我的道歉并非没有效果。中国的媒体对我进行了 相当大规模的报道。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继续保持中立的立场。

　　原本可以取消的访华之行，在我看来是制定对华新政策的切入点。因此，我想在这里离开主题写一点背景情况。在我 就任总理之初，我就十分重视改善德中关系。因而我作出决定，每年至少访华一次。作为全世界出口能力最强的德国，与中国 发展经济关系当然具有最最重要的意义。德中经贸关系的成就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在1999～2005年间，贸易额增长了 两倍，达到600多亿欧元。我坚信，经济交往的新需求会促进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的迅猛增长带来的现代化冲击，也 会加速中国社会、尤其是各个城市的开放。

　　然而，经济合作仅仅是德中关系的一部分。中国在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中国在运用其影 响力时是十分负责任的。比如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及在克服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未来，无论何种重大的 全球性挑战——例如保护气候、

　　欧盟也就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并在所有领域扩大关系作出了决定。德国的中国政策从来没有违背过欧洲战略， 即使在是否应当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激烈讨论中(1989年欧盟作出了大范围制裁中国的决议，但是过了短短几个月后就解 除了其他制裁，只是象征性地维持着军售禁令)。

　　在时隔几乎20年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军售禁令是一种歧视，于是欧盟决定努力解除禁令， 因为这个禁令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陷阱：基于出口限制规定，武器出口根本就没有可能，政治上也不存在这样的愿望。 我仍然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在国际政治中，必须始终谨慎考虑制裁行动。制裁的目的是隔离，这种手段在某些案例中或 许是必要的，但是当你在同一个国家进行对话时，当你愿意与之改善关系时，就必须具有重新取消制裁的意愿。普罗迪领导下 的

　　……我们欧洲人，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应当避免自以为是。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在一夜之间就达到一个法治国家的质量 。我提议大家多一些耐心，不要忽视中国的实际现状。我在1999年提出了德中法制对话的倡议。这种对话有助于中国社会 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必须支持这一进程，因为只有一个内部稳定、社会公正的法治中国，才是世界大家庭中一个可靠的、有责 任感的伙伴。 施罗德／著斯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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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罗德谈布什惹媒体热评

　　本报特约记者陶彦召

　　10月28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回忆录《抉择：我的政治生涯》上市发售，而此前《明镜》周刊披露出的该书的 部分章节，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其中施罗德批评美国总统布什的内容。

　　施罗德在书中说，“9·11”事件之后，他代表德国政府向布什承诺将在反恐斗争中采取与美国“无限制团结”的 立场，并且支持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然而，布什在反恐战争中表现出的宗教热情，却令施罗德感到不安。

　　正是施罗德对布什动机的怀疑，成为德国政府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依据之一。

　　施罗德对布什的批评被披露后，顿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美联社以《施罗德：布什的信仰导致怀疑》为题进行报道 ，着重指出施罗德批评美国世俗政府中存在一些宗教因素。彭博通讯社的报道也指出，正是布什一再表露出的宗教热情令施罗 德产生了疑虑，从而使后者决定不再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施罗德与布 什之间的不和持续了4年，而施罗德的回忆录首次将内情公之于众。报道认为施罗德是一名“不可知论者”(对上帝的存在持 不确定态度的人)，而布什被认为是一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因此注定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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