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蒂来到巴黎开始漂泊之路

　　漂泊之路

　　我眼前放着一张翠蒂那时在巴黎的照片。如果不知道她之前的经历，你很难把这个胖胖的女孩子和那些遭遇联系在一起。虽然笑容里有些疲惫，但你仍然感受得到她对生活的那份渴望，在21岁那样的年龄。

　　“我在舅舅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很穷，很快我就没法住下去了。我开始找工作。”

　　没有国籍，没有学历，翠蒂最后在一个犹太人中心的儿童之家找到了一份差事。

　　“我一个人要照顾40个5岁到15岁的孩子。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后代，战后没人认领。每天我们只有很少的食物，房间里总是冷冷的。我基本上没有任何休息时间。而且因为我没有身份和工作许可，工资少得可怜。”

　　幸运的是，她后来找到美国设置在巴黎的“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oint-distribution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专门为战后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帮助。翠蒂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些牛奶券，并被安排每周接受三次治疗，以消除战时水污染给她留下的后遗症。

　　有一天，翠蒂在委员会吃午餐时，听到隔壁有合唱团在练歌。她自告奋勇跑去应征，竟被录取了。很快，凭借她的音乐天赋，她又被另一个合唱团录用。

　　不久，乐团的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流浪的匈牙利音乐家，比翠蒂大8岁。很快，他们在1946年6月结婚了。

　　“结婚当天晚上，他一直在哭。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翠蒂的丈夫无法正常工作，只有在不发病期间，可以参加一些小型的演出诸如婚礼上的演奏等等。那个时候的音乐家，挣的还没有巴士司机多。对翠蒂来说，现在要养活两个人了。

　　“我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丈夫因病又经常打我，他还屡次想自杀。”

　　翠蒂在法国看不到希望，也无法解决身份问题。1948年2月，她和丈夫登上了一艘“极度拥挤、污浊不堪”的移民船，经过海上一个月的颠簸，来到了南非的德班。

　　一年后，翠蒂生下了她的儿子。她无法把儿子留在家里自己出去工作，病中的丈夫曾威胁要杀死儿子，翠蒂只好带着年幼的儿子去了以色列。走之前，她把丈夫送进了一家康复

　　1951年5月，翠蒂带着儿子回到南非，因为她希望儿子可以见到父亲，而丈夫那时也从康复中心出院了。

　　在南非一拿到护照，翠蒂全家即起程前往英国。1958年9月，翠蒂一家成为英国公民。那一年，翠蒂34岁。

　　阵痛中的重生

　　1959年，翠蒂在伦敦的Wiener图书馆找到了她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之后，翠蒂又开始在伦敦大学图书馆工作，这一干就是22年。

　　“因为我没有学历，所以开始只是个临时工，同时在外面兼职教希伯来语、德语和犹太人历史。我还帮‘国际犹太人年鉴’收集犹太人名单，参与一些关于犹太人历史书刊的编辑工作。后来伦敦大学的图书馆长退休了，他们开始让我做越来越多的事。到我退休前，我负责学校两个犹太人图书馆、两个档案馆，以及所有与犹太人资料有关的管理工作。许多档案资料是我亲自收集、建立起来的。让一个15岁辍学、没有任何学历的人担当这份工作，这在学校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说明他们认可了我。我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证明了自己！”

　　就在翠蒂开始找到自己职业信心的时候，她的个人生活再次陷入困境。丈夫的病情不断恶化。为了防止丈夫伤害儿子，翠蒂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40多岁的翠蒂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

　　“我和丈夫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我不爱他。20多年来，我一直服侍他。他不是坏人，他只是无法成为一个丈夫，无法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我还想有自己的生活的话，我只能靠自己去改变这一切。”

　　翠蒂开始去一些单身俱乐部。因为胆怯，她经常换不同的俱乐部，以防被人认出。不久，她认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1970年10月，他们结婚了。

　　婚后，翠蒂并未放弃对前夫的照顾。他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从前一起住的房子，到他年老体弱时，翠蒂把他送进一家犹太老人院，并定期去看他。他于1999年5月去世，终年83岁。

　　翠蒂的第二个丈夫是德国犹太人。他在巴勒斯坦长大，

　　但在1979年7月，55岁的翠蒂得到噩耗，儿子在瑞士突然自杀，时年30岁。

　　“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和他父亲一直无法相处，但在升学时，他放弃了剑桥和牛津，选择了King’s College，为的是能离我近一些。后来他去牛津读博士，又到美国帕萨迪纳大学(加州大学的分校)读博士后。他在那儿认识了个法国女孩，他们相爱了。于是他转到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完成了学位。他26岁结婚，并被瑞士苏黎士大学聘为遗传学教授。当时这样的职位只给那些有教学经验、年纪起码在35岁左右的人。他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份工作，说明他很有天赋。”

　　在翠蒂回忆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坚毅而平静的。只有谈到儿子的死，她的眼神暗淡下来，声音也变得很低沉，以至于你不忍心接下去问关于她儿子自杀的任何问题。而翠蒂也没有谈儿子的死因。

　　1999年9月，和翠蒂共同生活了30年的第二个丈夫也去世了。

　　“儿子死后，我的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婚姻，但我们始终相守着。他走了，在我心上留下一个洞……”

　　当面对“你认为生活对你是否公平”这个问题时，翠蒂平静地说：“不公平。但生活其实很少是公平的，不是吗？许多人毫无缘由地被杀，或者因为别人的嫉妒、仇恨、贪婪、盲目的信仰而失去生命……即使如此，生活仍然可以是美好的，我一生都在努力寻找那些美好的东西。能够走过那些苦难活到今天，我已足够幸福。对我来说，看到‘自己的杯子满了一半，而不是还有一半空着’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