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定从事这样的工作

　　——钱永健和他的科学豪门家族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美国西岸时间10月8日，钱永健家的电话响起。正是凌晨2点20分，惊醒的钱永健拿起话筒，得知他与两位科学 家——日裔的下村修(OsamuShimomura)和美国的马丁·沙尔菲(MartinChalfie)共同获得2 008年诺贝尔化学奖。

　　“我既感到意外，又不意外。”钱永健如是形容自己的获奖心情。这天早晨，他仍然骑自行车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的实验室上班，下午去学院开会。但诺贝尔奖得主这一新身份带来的变化使生活无法再如常继续。从这天开始，他有了一个 新任务——出席校方为他安排的多场新闻招待会。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们欢腾雀跃。一家两代三个院士，中国导弹之父和诺贝尔奖得主的光环，使这个“科学豪门” 的家族故事成为国人口口相传、媒体争相报道的传奇佳话。

　　钱永健的解释是：“每个人都从父母那里遗传点什么，我大概继承的就是当科学家的基因。”

　　一代人的两种命运抉择

　　“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从小在美国长大。”钱永健获奖之后的言论，给很多兴奋的中国爱国分子浇了一盆冷水。毕 竟，这个刚摘得诺贝尔殊荣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

　　钱家祖籍杭州，是江浙地区颇有声望的家族，据家谱记载，他们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裔。

　　清朝末年，一支留在杭州的钱氏传到第32代，是为钱永健曾祖。曾祖以经营丝绸为生，膝下两子——钱学森的父亲 和钱永健的爷爷。在西方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下，儿孙们开始投身科学界和知识界，并迅速崭露头角。

　　钱永健的父亲钱学榘出生于1915年。少年时因家道中落，一直由钱学森的父亲资助读书。这一对年龄相近的堂兄 弟，同样聪明绝顶且志趣相投。他们一同就读于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相关专业。大学毕业后，钱学榘 在清华大学当了一年助教。1934年和1935年，兄弟俩又先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资格，双双赴美 深造，学的都是航天航空学。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国际政治风云动荡的时期，钱家的两位科学家也被卷入了冷战的进程。历史的际遇和个人的 选择，使得之前人生轨迹相似的堂兄弟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941年左右，钱学榘学成回国，成为贵阳大定发动机制造厂的总工程师，负责制造飞机。然而，生逢乱世，报国 无门。造飞机的资金竟然被官员贪污。钱学榘心灰意冷地回到纽约。1944年，他把夫人李懿颖和大儿子钱永佑接到美国， 从此定居他乡。

　　钱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曾担任过美国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他后来的两个儿子均在美国出生，钱永健是第 三子。

　　堂兄钱学森先在美国航空研究领域中脱颖而出。1949年，钱学森应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正教授，并出任加州理工学 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领导美国太空火箭的研究。同一年，他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命运就在这时为钱家兄弟划出分界线。1950年代起，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登场，“调查委员会”对文化界、政府和 军方机构开始清洗。钱学森受到冲击，并于1955年回国。后来，钱学森以其在研制“两弹”方面的贡献成为国家和民族英 雄、新中国的“导弹之父”。

　　除钱永健外，钱学榘长子钱永佑(RichardWTsien)亦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物学权威。虽然钱学 森的一双子女也从事科研工作，然而他们的成就相较美国的堂兄弟而言，望尘莫及。毕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出生于194 8年，直到“文革”后才念大学。

　　寻找最本真的愉悦

　　身体略显单薄，爱穿棉质衬衫，戴框眼镜，黑白夹杂的乱发，个子中等，声音低沉柔和，这是钱永健给外界的普遍印 象。至今，他仍保持着骑自行车上班的爱好。

　　钱永健1952年生于纽约，在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长大。或许从儿时起，钱永健就注定了要走进科学。除来自父亲 家族以外，钱永健母亲的数位兄弟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在描述自己的职业选择时也说：“我注定了继承家 族的血统，从事这样的工作。”

　　幼年的钱永健患有气喘，只能关在室内以避免一切耗费体力的活动，因此，他给自己找到了新乐子——能产生奇妙色 彩变化的化学实验。他常常几个小时钻在地下实验室中专注于化学实验。一个让许多媒体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他和哥哥的一次 实验引爆了自制的火药，导致家中一张乒乓球桌被烧焦。

　　这个华裔少年很快在科学方面展现出惊人天赋。16岁时，还在上中学的他，即以金属如何与硫氰酸盐结合为题，获 得素有“少年诺奖”之称的“西屋科学天才奖”(TheWestinghouseScienceTalent)第一名。

　　钱永健凭借全美优秀学者奖进入哈佛大学，“因为父母期许的正统专业已被兄长们占尽先机”，他选择了有机化学， 20岁时，就以物理学学士和化学学士从哈佛毕业。本科期间，钱永健和长兄钱永佑分获全美大学生竞争最激烈、难度最高的 奖学金Marshall和Rhodes学者奖，双双前往英国，分别入读剑桥和牛津，继续深造。钱永佑后来成为著名神经 生物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生理系主任。

　　早在哈佛时，钱永健就开始厌倦化学。他在多个领域辗转，寻找真正能激动人心的研究方向。最初的兴趣是神经生物 ，然而，他在剑桥的导师是位研究肌肉的电生理学家，而后是海洋学。回望过去，他早年的化学背景为他后来在药理、分子生 物领域的突破提供了莫大帮助。在剑桥读研究生期间，钱永健利用化学技术，发明出了一种更好的染料，可追踪细胞内的钙水 平。

　　“我梦想着在蓝色海洋上远航，那样一定很浪漫，但我最终发现它(海洋学研究)完全不是这样。我的研究只是在海 湾中测量石油污染的程度，最终我发觉自己根本不关心藻海的高度。”钱永健转而开始专注一个看上去永远充满神秘色彩的领 域——人类大脑。他因此获得了生理学博士学位。

　　钱永健曾说：“你的科学领域应该完美地契合你个性的深处，在你的沮丧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这样的契合能为你提 供最本真的愉悦。”

　　拿到了各种颜色的荧光蛋白

　　让钱永健分享到诺贝尔奖荣誉的，正是他10年前发明的一个实验研究工具——多色荧光蛋白标记技术。这项技术为 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一场革命。如今，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可以清晰地观察、跟踪活细胞在实验状态 中的种种变化。

　　对于自己的成果，钱永健的评价谦虚而恰如其分：“我只是将一本晦涩的小说变成了一部通俗的电影而已。”

　　不过，早在钱永健开始改造绿色荧光蛋白酶(简称GFP)之前，日裔科学家下村修已经在生物荧光分子研究方面做 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62年，下村修和他的实验室导师弗兰克·约翰森(FrankJohnson)成功分离纯化出水 母中的发光蛋白水母素，并报告了一种在紫外线下发出绿色荧光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就是GFP。20世纪70年代，下村 修又进一步解读了绿色荧光蛋白的奥秘：含有可以吸收和释放光线的化学基因。

　　1988年，马丁·沙尔菲在哥伦比亚的某个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听说了绿色荧光蛋白，当即很感兴趣。他觉得，绿 色荧光蛋白可以作为生物示踪分子，例如，利用这种闪闪发光的蛋白质来观察线虫细胞的活动。

　　后来，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道格拉斯·普腊石(DouglasPrasher)克隆出了绿色荧光蛋白的基因并 送到沙尔菲实验室参与研究。1994年，普腊石等人发表论文，成功地展示出绿色荧光蛋白的应用——线虫体内的神经元发 出了绿色的荧光。

　　钱永健及其同事也对这项研究投入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野心更大，他想加入更多颜色的蛋白。俄国科学院生物有机 化学研究所的卢克雅诺夫(SergeyA.Lukyanov)从珊瑚里发现了红色荧光蛋白，钱永健详细分析了它的发光 机理，最后发现，这个蛋白有一个最主要的发光基因，只要把该基因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改变一下，就可以改变它的发光特 性。顺着这个思路，钱永健不但拿到了红荧光蛋白，而且拿到了蓝、黄、橙、青、紫等各种颜色的荧光蛋白。

　　他给这些色彩斑斓的荧光蛋白取了美丽的名字，分别叫蜂蜜黄、香蕉黄、桔子黄、西红柿红、橘子红、草莓红、樱桃 红、葡萄紫、红莓紫和李子红，同时为这些发明申请了专利。据他的学生介绍，钱永健可能是全美拥有专利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钱永健的科研成就已引人瞩目。他获邀所做学术报告无数，既有化学，也有生物；既有技术应 用，也有一些有趣现象。横跨生物和化学研究领域的他，被认为既有可能获得化学奖，也有可能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

　　目前，钱永健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对荧光蛋白如何应用于神经生物学和癌症研究兴趣浓厚，因为正 是癌症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

　　“我父亲得的是胰腺癌，诊断出6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这是一种可怕的癌症。”他说，“我总是想在职业生涯中做 一些与临床相关的事，如果可能，癌症是终极挑战。”

　　在加大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华裔科学家幽默地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荣誉表达了谢意，“其实，今天的我 不会比昨天的我聪明多少。”

　　他甚至没忘记感谢提供绿色荧光蛋白的水母——“它们拥有绿色荧光蛋白已有数百万年，却没有人发现，让我们向水 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