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4月的一天早晨，一群普通的殖民者、农民、商人、铁匠、印刷工，大人和儿童，离开他们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家园与家人，拿起武器反抗某个帝国的残暴统治。他们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风险很大，即使没有战死沙场，失败后他们也将被控叛逆罪而被绞死。

　　然而他们利用了那个机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某个部落或家族，而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理念，为了自由的理念，为了上帝赋於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理念。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在响彻全球的第一枪打响以后，试验民主制度的美国革命开始了。

　　这些列克星顿与康科德的居民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爱国者。在国庆周的第一天，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爱国主义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打仗，150多万我国最优秀的男女青年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六万多人受伤，4600多人已经阵亡，这场战争的成本非常高昂，而对於我们在伊拉克的使命，我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么多人做出了牺牲，深入思考那些把我们凝为一体、组成国家的理念，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之所以思考爱国主义，还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大选，也许这是数代人中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一次决定我国未来数年或数十年路线的选举。它不仅关系到医疗、就业、能源、教育和退休保障等重要 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既保障自己的安全，又保障我们的自由？在政府似乎日益脱离人民、被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之际，怎样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怎样才能使幸运者履行对不幸者的义务？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最后，我们之所以思考爱国主义，还因为谁爱国谁不爱国的问题，往往毒化我们的政治辩论，分裂而不是团结人民。我在竞选中的亲身经歷，已经使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从小到大，我一直把对祖国始终不渝的、深切的爱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它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驱使我从事公务活动的动力，也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然而过去16个月来，我第一次发现有时候我的爱国主义受到挑战----有时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某些人企图挑起选民对我本人和我的立场的恐惧，捞取政治利益。

　　所以，我现在明确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他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然而，我关注的并不只是我自己。在我国歷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争论中，一些地位权力远远在我之上的人，其爱国主义也受到置疑。联邦党人指控汤玛斯.杰斐逊把美国出卖给法国。反联邦党人也坚信约翰.亚当斯是英国的同谋，企图恢复英王的统治。甚至我国的一些最明智的领袖，也企图利用爱国主义来为其错误政策辩护。亚当斯制定《外国人与叛乱法案》，林肯暂时中止人身保护令，罗斯福监禁日裔美国人，都被说成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不赞同这些政策的人有时则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换句话说，把爱国主义当作政治上的剑或盾，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悠久的歷史。然而，目前这场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与六十年代的文化战争具有明显的渊源关係。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初期，维持现状的辩护士经常指控任何怀疑政府政策的人不爱国。同时，六十年代一些所谓的反文化人士，不仅批评政府的政策，而且攻击美国的标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焚烧国旗。他们攻击美国的理念，谴责美国应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负责。也许最可悲的是，他们不尊重越战退伍军人。至今这仍是美国的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