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

　　飓风桑迪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选的生态。

　　在第一时间，美国政治评论员、《赫芬顿时报》的创始人阿丽亚娜·赫芬顿写了一篇评论。她说，只有在这个灾难的时刻，美国人才重新认识到政府原来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派来了真实、有血有肉的人前来救援。而美国政治也真正享受了“超党派”(bipartisan)的快乐时光。可是，她哀叹说“不幸的是，这种超党派的精神仅仅维持了72小时的时间，它就迅速地燃烧干净并且被抛离到了加拿大的某个地方。”

　　的确，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攻讧奥巴马的主力队员、共和党籍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也站出来公开称赞奥巴马以及他的阁员，迅速并且有效地帮助了新泽西的解困。

　　桑迪正在向北方远行，而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在惴惴等待着前途未卜的命运。生活还要继续，而似乎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中，总统的作用偏显得如此晦暗未明。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成熟国家之中，灾害的防治与救助、公民的权利教育、宗教的灵魂教化、士兵的作战训练、经济的稳健发展和民主的传播和行使，都溶解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虽然克里斯蒂州长盛赞奥巴马总统的及时行动，但这似乎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官场的作秀。

　　其实在通常的日子里，总统的政令不出白宫。法案往往是在议院之中产生的，如果说不能够代表广大民众的话，那至少也是党派纲领的体现；所有的提案，都必须在议会之中争论与表决，总统和所有提出提案的人一样，都必须争取得到议会的多数票，也必须低三下四地央求非自己党派的议院们加入联署；法案通过之后，还要经过最高法院的考验，有可能一纸裁决就推翻了辛辛苦苦在议院中通过的法令。因而，任何的重大国家决策，都由一系列条令明晰、分工明确和法则明白的程序来规定。总统也根本无从逾越这些简单的国家行政法则。

　　那么还要选总统干嘛？

　　可恰恰是总统的价值观和他所属党派的政治纲领，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社会的走向。总统对于战争的反应，灾害的驰援、经济的方向、社会的进程，都有着相当总要的指引。在克林顿时期，也有着多起针对美国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发动战争，而更注重的乃是全球化的流布与推动；在布什时期，同样有着飓风卡特琳娜袭击了南部沿海，爵士乐之都新奥尔良浸泡泽国。他救援不力，难逃其咎。总统的重要之处，恰恰在于这一次次的日常的政治决策之中，终究是以何等的价值观来建构美国的精神以及行动的指针，从而一次次刷新美国的日常面貌。因此，总统常常被称为“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实在是实至名归。

　　不过，美国人在选总统时，是经常走眼的。远的不说，里根之后的福特和老布什，都是相当为人诟病的选择；克林顿之后的小布什，不仅挥霍了所有的财政盈余，两场战争打掉了数万美国士兵的生命，输却了国际声誉，分裂了美国社会，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这种耗费巨大、扰攘良久的选举，还未能确定总统的能力，有何作用？

　　大选提供了一个考验所有人的价值观的时机，同时也给了民众一个选择的机会。它起码是多数人自觉与自愿的一种选择。民主的确是有风险的，没有人能够保证民主选举所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良好美丽的。但民主的风险就像生命中的种种风险一样，有选择，便会有结果。无论飓风过境带来多么惨痛的代价，就像赫芬顿所说的那样，人们再一次意识到，总统毕竟还是有用的，而自己的选择，原来真的会改变国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