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艾滋病大会透出防艾贫富差异问题

会场外，示威者举着“行动起来”的口号和斥责布什政府不作为的标语 图/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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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资料显示，在艾滋病感染者的存活率上，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的差异是：感染艾滋病的富人若死1个，穷人则会死20个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多伦多

　　8月13日至18日，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CN塔，世界第一高通讯

塔下，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2.1万名各界代表和3000名记者每天穿梭在罗杰斯会议中心的南北会场之间。本刊记者和来自津巴布韦、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印度、乌干达、南非、牙买加、海地以及荷属安德列斯群岛的总共10位记者，　组成了一支发展中国家报道队伍，每天出版一份8页的迷你杂志Panoscope，清晨分发到脚步匆匆的与会代表手中。　

　　一样的病，不一样的命

　　在交出的第二篇报道中，我用HIV-infection一词表述艾滋病感染者，编辑把我叫到一边，语重心长：“西方媒体在称呼艾滋病人时非常谨慎，今天，习惯用people living with HIV(与艾滋病毒共生)来表明一种积极的态度：虽然感染了HIV，你仍然能好好活着。”我虚心接受，尽管现实并不如此体贴入微。在无力改变的源于贫富差距的全球艾滋病人生存状态的巨大落差面前，弱者至少应该享有文字的安慰。

　　“直到感染了艾滋病毒的3年之后，我才知道有药可治。”俄罗斯姑娘Sasha坐在全体会议的讲台上，呼吁俄罗斯尽快就治疗立法。她是静脉吸毒数年之后，于2000年测出感染HIV的。她在2004年才开始服用“鸡尾酒疗法”的三联药物，距离何大一教授发明这一疗法已有9年。

　　当美国篮球明星魔术师约翰逊定期从何大一教授在纽约的戴蒙德中心拿到病毒载量报告，然后安心地驾车离开；当英国歌星埃尔顿·约翰又出现在曼哈顿，出席以他名字命名的艾滋病基金会筹办的募捐酒会并谈笑风生时，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存活并且达到的生活质量，展示了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他们每天只需要服一次药，3片；而中国河南使用鸡尾酒疗法的农民需要一天三次服药，至少9片。而在非洲、加勒比海沿岸、南亚，许多人至今还吃不饱肚子，遑论吃药。

　　在全世界大约24种抗逆转录酶治疗药物中，发达国家及富人占有的是最新研制、疗效最好、也是最昂贵的那一组。这样的药物可以将病人的病毒载量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甚至HIV抗体检测有时会出现阴性(正常)，而只有做病毒检测时才会发现他们是感染者。

　　从2002年下半年起，中国先后批准东北制药总厂和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4种国外已过专利保护期的抗病毒药物，构成两种“鸡尾酒疗法”的组方，并在药价方面做了强制性限制，使药价由每人每年4万元人民币(进口药)降到大约3500元(国产药)。加上国务院批准对国内定点生产抗艾药物的厂家实行免收增值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治疗成本大幅下降，才使部分患者在一年多后获得免费治疗的机会。但这些药物的剂型、疗效和副作用，与约翰逊们服用的，相差几个档次。

　　本届大会引用的一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资料显示，在中低收入国家，15岁到40岁的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同类人群的20倍。简单地说，在艾滋病感染者的存活率上，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的差异是：感染艾滋病的富人若死1个，穷人死20个。

　　这份资料还显示，在贫穷国家需要药物治疗的600多万感染者中，80%的人得不到任何药物。“人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国际健康与人权项目主任索非娅·格鲁斯金说。

　　“只有少数富人得到真正的、保证生存质量的治疗。”25岁的印度尼西亚姑娘Frica Chia Iskandar说：“大部分人得不到药物，一部分穷人吃三线药物，它们也许会起一点作用，但大部分已经在变异的病毒面前失去作用，同时要饱受一连串副反应的折磨。”

　　在正式报到的前一天，印度编辑详细询问了中国免费治疗的情况。我告诉他，只要CD4(人体免疫力指数，正常人为700-1500)低于200，中国公民凭本地身份证，可在户籍所在地申请免费抗艾药物。但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如此之大，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如果从吉林跑到广州打工，就吃不上药了，因为他的配额不在广东省。

　　三天后，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博士一边赶下一场报告，一边在电梯上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他说：“卫生部正在与财政部协商，如何把这种假设病人固定不动的财政划拨，与流动人口的现状结合起来，以便让艾滋病人离开户籍所在地也能吃到免费药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使史蒂芬•路易斯在闭幕式上算了一笔账：用于发展中国家艾滋病防治的资金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3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3亿，2006年需要150亿，2007年需要180亿，2008年是220亿，2010年则达300亿。“我们总是十亿十亿地缺钱。”他还称八国集团国家未能兑现为防治艾滋病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属于“不负责任的行为”。

　　史蒂芬特使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20多次。他好像昨天才从南部非洲回来：那里每天有600-800人死于艾滋。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说：“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艾滋病对非洲人口造成的影响只有当年的奴隶贸易可以相提并论。”

　　“在非洲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至今还在用单剂奈韦拉平(Nevirapine)给感染了HIV的妇女在怀孕期间使用，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使用三联阻断药物，从而使母婴之间的传染达到完全可能的趋零。”史蒂芬扬声道，“我要问，我们居住的这个一条非洲或亚洲的新生命生来就比加拿大的同样生命低贱许多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底下好多黑皮肤、黄皮肤、乃至白皮肤的人尖叫着站起来，长时间鼓掌。

　　母婴传播，是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之一。在孕期艾滋病病毒可经胎盘感染胎儿；分娩过程中，胎儿经过母体产道时接触母亲的分泌物和血液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产后艾滋病毒也可能通过母乳喂养感染婴儿。

　　在不干预的情况下，艾滋病母婴传播发生率达15%到50%。据统计，全球每年有240万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生育孩子，造成每年大约80万个新生儿感染，并使全球新生儿死亡率增加75%。

　　今天，母婴传播阻断在西方国家已经不是问题。美国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孕妇在生产之前，没有做过HIV阳性检测的，统统做一遍，只要初检阳性，在怀孕第28周后遵医嘱服药；生产后24小时，再给孩子服药。这种做法被证明相当有效：2004年全美只出现4例母婴感染，感染率低于0.1%。“母婴阻断是人类目前在攻克艾滋病上最值得骄傲的一项成就。” 史蒂芬特使说。传播是完全可控的，只要母亲在怀孕后接受检测；美国CDC正通过国会推动一项立法，规定孕妇必须受检。

　　母婴阻断在中国已经起步。2005年6月，美国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何大一教授与武汉大学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桂希恩教授联手，在湖北、河北、山西三省19个艾滋病高发区开展母婴阻断项目，第一阶段表明，在159例孕妇产下的204名婴儿中，母婴传播率由阻断前的38.2%下降到5%以下。

　　2006年5月22日，上海市疾控中心发布了第一例完整的母婴阻断案例。此时，孩子已经一岁半，通过病毒载量检测，结果呈阴性。

　　8月16日，吴尊友博士向大会公布了中国2005年母婴感染的比例：1.6%。中国已经发布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临床方案，在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孕妇服药的时间可以提前，如28周时就开始用药，感染率可以降到1%，但长程吃药比较麻烦；边远地区或紧急情况下，母亲也可只在产前吃一次药。

　　在每例阻断治疗中，母亲和婴儿所需的药物成本加起来仅为4元钱。从2004年起，中国“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就包括了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这一项。问题是，在边远或贫困的地方，谁来告诉这些妇女是否感染了艾滋病呢？

　　“减少伤害”确实有效

　　彼得•皮奥特在报告时说，东欧和中亚正在变成艾滋病毒感染的“新前线”，这两个地区人们正变得富裕起来，它们不仅是毒品的运输国，也渐成毒品消费国。

　　“今天若继续没完没了争论在吸毒感染艾滋病人群中开展的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项目，已经令人生厌。”史蒂芬特使向上万名代表朗声宣布：“减少伤害确实有效！”

　　从2006年2月起，记者在四川某市的一群吸毒人群中做田野调查，其中很多人原先每天要花200-500元购买海洛因，参加美沙酮项目以后，每天费用降到10元，许多瘾君子就是看中这一点才参加项目的，虽然感觉像“从吃肉到吃素”。其效果虽然并不像某些官员用排比句表达的那样圆满，但毕竟拉了一把那些想摆脱而无力的人；而那些忍不住服用美沙酮，同时偷偷注射的，已死于海洛因过量。

　　问题在于，对于大部分没有医保、没有工作、除了违法犯罪就没有收入的吸毒者来说，每天10元钱依然昂贵。一位参加美沙酮项目的33岁的男性，每天从母亲那里取15元：10元美沙酮，2元公交车费，3元一包烟。母亲退休工资1000元，负担何其重。在香港，美沙酮的费用是每天1港元；在英国，是免费的。“富裕国家和地区的穷人，日子好过一点。” 史蒂芬特使说。

　　艾滋病出现至今的25年间，已经夺去2500万条生命。会场内外到处悬挂“该行动了(Time To Deliver)”的本届主题，反复播放的一部宣传片勾勒出下一个25年的景象：一位非洲少女在自动售货机前踌躇，她投下几枚硬币，跳过巧克力，跳过饮料，选择了一个印有ARV字样的小包装；一位白人妻子在床边，手握HIV快速检测的试剂盒，看看熟睡的丈夫，起身眺望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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