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圣文：不带酱油来上海

黄圣文和女儿 图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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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上海是一座商机无限的城市，但要站稳脚跟，确实不容易……抢占市场的先机越来越少，商务成本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与此同时，机遇也非常之多，这座城市因而吸引着更多的台湾白领阶层进入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在《麦兜》第4集里，麦太预备教观众做三杯鸡(纸包鸡太费锡纸)，其中一杯佐料是酱油。早在6年前，黄太太如果做这道菜，用的酱油一定产自台湾。1999年，她跟随丈夫黄圣文在虹桥古北一带租的公寓里安顿下来，打量这座大陆最具活力的城市，新奇、陌生、略有不安。

　　黄圣文出生与成长的台北，基本上是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的文艺片中的风貌，遍布光复后的伤痕记忆与殖民地繁荣，浸润儒家文化的传统。

　　45岁的黄圣文，口中时常漏出些老派儒雅的用词，譬如“讶异”。而两地早期的某些教育对起来像个笑话：“我读书时，听说大陆人民是吃树皮长大的。”多年以后，黄圣文在内地结识的一位官员告诉他，“我们小时候，老师说，台湾人民是吃香蕉皮长大的。”

　　黄圣文初到上海的时候，第一代口嚼槟榔来此创业的同乡已经写完一轮

　　这还是白先勇笔下金大班的那个上海么？抑或侯孝贤电影《海上花》中的上海？最早一批淘金者带着30年代的残存记忆，带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登陆上海滩。

　　新一代进入内地的台湾创业者已经发生许多变化，首先是受教育程度较第一代草根明显要高，其次都有强大公司背景，小投资来淘金的失败案例已在畅销书《撤退上海》中多有交待。黄圣文被派驻上海时，头衔是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华东区总经理，至本文刊出时，他已荣升安利(中国)副总裁。

　　上海亲戚比台湾多

　　1996年，黄圣文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飞机降落福州义序机场，那是个军用机场，所见景象令他想起越战片里美军撤离的场面。坐出租车开往市区，沿途没有一座房舍是完整的，都是毛坯房。黄圣文想：公司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发展呢？

　　1984年11月，黄圣文刚到安利时，只是储运部的一个临时工。当时他的志向是去美国念书，与已经移民美国的母亲团聚。

　　母亲是客家人，坚忍耐劳。黄圣文高中时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去世，母亲拉扯着4个孩子念书过活。她在钟表公司工作，常常忙到晚上10点下班，回家后还要洗衣服、准备孩子们第二天上学带的便当。

　　黄圣文高中毕业服完兵役，想早些自食其力，便考了大学的夜间部，读的经济系。白天跟着学长一起去安利打零工，以此打发从申请绿卡到面试的漫长等待。

　　主管很快发现，这个瘦瘦的年轻人非常用心：打扫仓库，他会琢磨一套更有效率的方法，譬如先喷洒些水，让地面微湿，尘土不再飞扬，扫起来自然又快又好；在进口产品上贴中文标签，他贴得既正又快；出货时，18公斤的箱子，最多时小伙子一天能搬3000多箱。这样的人才，怎能放掉？他很快成为正式员工，继而当上小组长、主任，一步步往上走。

　　回想起来，当初选择留下，也是被安利的企业文化吸引，即创始人之一的理查•狄维士所说的“人帮人，终帮己”，黄圣文后来一直非常珍视这种能够走向双赢的伙伴关系。

　　“只要努力工作，学历不是大问题，工作中的学习是最有效的。什么样的决策、判断是准确的？如何跟上司、同事、客户相处？相处时你有没有那份心去学习别人优秀的地方？风险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地观察，从不同角度去分析？”黄圣文觉得那段日子，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进步。

　　“如果你做得好，上司会依赖你。”信任与忠诚度形成良性循环，机遇来的时候，职业生涯便有新起点。黄圣文接受上司的任命，开拓大陆市场，多半出于一种服从的习惯，因为当时的台湾年轻人大多不愿来大陆。所以今天，他常常鼓励公司的年轻人尝试一些变动，不要固步自封，因为新挑战中蕴藏着无数的可能性。

　　也是在1996年，黄圣文因为公司会议第一次到上海。与他去过的许多内地城市相比，上海给他的印象是规范：出租车的座椅套是洁白的，发票是电子打印的。但交通秩序不大好，争先恐后常见。那时的上海，还没法跟台北相比。

　　当时台湾的报纸上常报道大陆的“黑心××”、“伪劣××”，“好的都不讲”。所以，刚来时日常生活用品都从台北带，包括酱油之类的调料。黄圣文说，早期港台人士在内地多少有些优越感，是基于物质的文明程度。

　　“当然现在不会了。”他在上海找到日本人、韩国人开的超市，也常去家乐福。他在上海西南角购置了一幢宽敞的住宅，邻居有台湾人、美籍华人，也有上海本地人。

　　黄圣文觉得今天的上海是生活机能最全的城市之一，购物、医疗、休闲、交通，都很便利，只是有时候会碰到本地人跟他讲上海话，他就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听不大懂。”

　　黄圣文每年回台北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每年去美国2-3次看母亲，74岁的母亲依然在工作，是弗吉尼亚一家大超市生鲜冷冻组的领班，她自己开车，生活很愉快。只是4个孩子，没有一个随她移民美国。更多时间，黄圣文留在上海。除了工作与频繁出差，他和太太忙着接待从台北、美国来的亲戚。慢慢地，亲戚们也留下来，现在，他在上海的亲戚比在台湾多——都是新上海人了。

　　希望女儿有一颗悲悯的心

　　5月底的一个周末，黄圣文家的露台上炊烟袅袅。黄太太请了三五个在上海结识的女友，携带家眷小孩宠物一起来家烧烤。这些女子大多跟她一样，跟随丈夫从台湾来到上海，近几年买了房，小孩在本地与国际接轨的学校念书，个别选择家学。女主人全职相夫教子，过着形式传统、内容现代的日子。

　　男人们正往烤架上放鸡翅膀、玉米段和蔬菜串，女人们边布置餐桌边聊天，小孩子们跟小狗跑来跑去，露台一角，黄太太栽下的九层塔随风摇曳，散发淡淡的薄荷清香。

　　二楼晒台一角养着一只黑白相间的俊俏兔子，抱来的时候才一点点，现在已经很大个了。女儿属兔子，5年前的相片上她还蜷在母亲怀里，一点点大，现在已经能画一走廊的图画——两只小兔子一起成长。除了小动物，黄圣文另给女儿设置的“爱的教育”与他的工作颇有关联。

　　已经连着四五年，黄圣文每年的小年夜是与上海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一起度过的，除夕才飞回台湾。2006年1月27日，他第一次带上了女儿，公司其他员工也牵来了各自的小孩。这顿年夜饭上，黄圣文穿上一身大厨师白衣白帽，给小朋友们上龙虾片，还顶着维尼熊的大外套逗小朋友们开心。女儿问了好多问题，譬如他们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为什么集体住在这里，为什么大家要帮助他们。黄圣文一一解答。最后，女儿献上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天线宝宝。

　　贵州乌蒙山区8岁的彝族小姑娘罗敏，是安利在“爱心助学”活动中发现的。女孩右脚丫几乎倒转180度、脚尖朝后，左脚丫内翻90度，还伴有髋关节脱位、双膝关节僵硬、双小腿外旋、隐形脊柱裂、大小便异常等8种复杂畸形，她贫寒的家在大山深处，从没看过医生。于是安利资助10万元让她来上海就医。

　　善事不是上完报纸拍完照就结束的，一些细枝末节不足向外人道：罗敏由母亲陪着来到上海开始3-4次的手术，第一次做完了，第二次排在半年后。要不要让母女俩返回山区呢？黄圣文想一想说，“好事要做到底，不要让小孩子再受长途颠簸。”于是安利出资租房，让母女俩在沪安顿下来，让小姑娘静养并等待第二次手术。

　　黄圣文给女儿讲罗敏的故事，也把宁夏西吉(安利资助的复旦大学西部支教所在地之一)孩子绣好寄来的那副鞋垫给她看，让她知道天底下不仅有不幸、贫穷，还有温情，希望她有一颗悲悯的心。

　　黄圣文影响了太太，这位至今像女大学生的温雅女子在台湾认养了一个孤儿。他也影响了他的员工，安利有许多普通营销人员都在默默资助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念书。黄圣文说，这几年公司员工的变化比较明显：在这人心浮躁，大家向钱的时代，这些帮人的举动最终净化了他们各自的心灵一角。

　　公关公益，是黄圣文的工作内容之一。坊间都说安利公关强，也许，就强在这些细节里。

　　因为工作关系，黄圣文常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他觉得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政府行为，没有十全十美；政府要做好，真的需要智慧。

　　他觉得上海是一座商机无限的城市，但要站稳脚跟，确实不容易。早期进驻的鹿港小镇、永和豆浆今天已是成功案例，后来的台积电、鸿海等大集团，包括安利继洗涤用品后新推的纽崔莱营养保健品和雅姿化妆品，抢占市场的先机越来越少，商务成本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与此同时，机遇也非常之多，这座城市因而吸引着更多的台湾白领阶层进入。

　　早期隐隐的不安全感已经消散，身处上海抑或台北已经不再重要。随着两地的接近与相融，地域感正在消失。黄圣文每天晚上都能读到当天的《联合报》，此地，已是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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