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昨天是“9·11”事件五周年。全球媒体大概都会用大量的篇幅去回顾这个事件，以及五年以来的世界。但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事件呢？其实我们并没有比五年前懂得更多。社会史学大师梯利(CharlesTilly)今年出了一本叫做《为什么》(Why)的小书，一开始就用“9·11”做例子，说明不同背景的人会出于不同的理由和利益取向去诠释同一件事。结果我们
拥有了很多的解释，却不见得更能掌握这件事的本质。
在基地(AL－QAEDA)组织看来，这是一个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斗争史的里程碑。在布什政府眼中，这是对“民主价值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仇恨。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美国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大阴谋。有这么纷纭的理解，就会导出不同的回应方式和行动方案。我们只能说“9·11”这个名字取得好，因为它如此中性又如此空洞，既非“屠杀”也非“胜利”，反而包容了所有的解释可能。
已故法国大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Derrida)曾经为文怀疑“9·11”的重要，他甚至不敢确定它是不是一桩“事件”。为什么？因为整件事之所以被呈现为“重大事件”，全因为媒体不断反复地重现其影像与故事，全因为那两座地标般的大楼壮观地倒塌。“9·11”的重要离不开美国在文化和媒体工业上的优势地位，世贸大楼早就不只是一个无名城市的普通大厦，而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总统的反应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元首的反应，而是“世界警察首长”的宣言。同样地，美国人受到的伤痛比起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民也要严重得多，即使那是精神压力与断肢残废的对比。
从死伤人数来讲，“9·11”不止不比在土耳其被屠杀的库尔德族人多，也不比还在苏丹发生的种族仇杀严重，甚至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造成的平民罹难数字也要比“9·11”多出三倍以上。我不是说“9·11”受害者的生命不重要，更无意贬低它对美国人的伤害，只是想说“重要事件”并不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概念。
英国大导演肯·洛区(KenLoach)在一条关于“9·11”的短片里就为我们诉说了另一个“9·11”的故事。那是1973年的9月11日，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的社会主义路线激怒了向来视拉美为后院的美国，他的国有化计划更是惹毛了许多利益相干的美国企业。于是在这一天，智利军方在美国中情局和国务卿基辛格的策动下发起兵变。军队不只包围了总统府，甚至还出动战机轰炸。阿连德向国民发表最后一次电台演说之后，吞枪自杀。之后就是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将军上台，实行了长年的独裁统治。其间除了有大量政府活跃分子和知识分子被拘捕杀害，更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失踪者”。
这就是另一桩“9·11”了，今天仍让很多智利家庭神伤心碎。我们纪念“9·11”，但我们可记得智利的“9·11”吗？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