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进程回顾

　　作者：秦晖 金雁

　　千禧新年前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辞职。这位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总统在大选刚刚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时自愿下台，不仅结束了人们关于他是否会老马恋栈的猜测，而且增加了他中意的接班人当选继任的可能，，为自己为之奋斗过的事业乃至自家的善后达成了现有条件下最有利的安排。

　　此举可以说是他在民主游戏规则下取得的最后一次、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成功，也为他两年来麻烦不断的政务画上了一个难得的句号。

　　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国政坛上的“改革明星”，从他1988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被逐出政治局起，已经11年了。从1991年8·19事变后他实际主宰俄罗斯政局、同年年底苏联解体最终结束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而开创了叶利钦时代起，也已经8年有余。他曾经辉煌过，但更多的却是坎坷；无论是好是坏，他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任后人评说。无论是褒是贬，他无疑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功既是俄国人民的选择，他的失败也很难说只是一己之罪孽。如今他以病夫之躯，在国内问题成堆、声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尽头。虽然他的下台仍然堪称光彩，但告别讲话中的叶利钦还是向俄国人民道歉说：他没能实现他们的期望，把一个繁荣的俄国带入新世纪。不管怎样，“叶利钦时代”已经落幕，是做总结的时候了。

　　一、破旧有方，立新乏术

　　做总结就有个价值基点的问题。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作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不谈“姓资姓社”，只说他在瓦解了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毕竟现在连俄共也指出：叶利钦不仅没有给俄国人带来西方式生活，也没有给俄国人带来西方式的制度――无论是西方式的规范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法治制度，他带来的只是一片混乱。换言之，在叶的政敌看来，叶利钦最糟糕的一点是能破旧而不能立新，而叶利钦的拥护者则认为他在“立新”上成就巨大。可见叶利钦在“立新”上干得如何是评价他的关键。至于这“新”姓社姓资，至少在大部分俄国人看来并不重要。另外，苏联解体不仅是一种制度的解体，也是一个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大家庭”)的解体，原来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种秩序下重新调整“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建一种关系格局，在这方面叶利钦的成就又如何？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俄国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经济方面，人们常提到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时间与程度，它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不仅经济总量上不去，俄国的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现实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上不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转轨近8年，俄国并没有形成象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致于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什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也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来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如日本、韩国的财团那样。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如果他们真能演变为“大资产阶级”(虽然也有这种趋势)像日、韩的财团那样成为足以拉动经济的大规模投资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为代价实现了转轨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况还远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