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巴卡兰的个人蜕变虽然非常极端，但是他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对斯里兰卡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做了一定的注解。1954年11月，普拉巴卡兰出生在北部城市贾夫纳一个简称为VVT的小镇。VVT是一个有约1万泰米尔人的海边小镇，镇上有1个天主教堂和3个印度教神庙。由于近邻印度、缅甸仰光、孟加拉的吉大港，这里成为“走私天堂”，男人们的职业除了少数政府雇员外，基本上是商人、渔夫和走私客。普拉巴卡兰的父亲曾是斯里兰卡政府的一个土地官员，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这里的泰米尔人，与斯里兰卡东北部其他泰米尔人一样，他们受印度独立运动的影响非常大，印度领导人的画像被供奉在家里。每逢到了8月15日印度的独立日，小镇上的人们会满怀自豪地庆祝这个节日，贾夫纳的报纸和杂志也会增加版面来谈论这个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集中在北部和东部的泰米尔人，相当一部分是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时从印度南部找来的种植园劳工，社会地位非常低。直到现在很多人也没有斯里兰卡国籍，得不到公平的入学就业机会。

　　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西南等地区，占总人口超过70%的僧伽罗人在公元前6世纪就来到斯里兰卡，政治经济地位高。特别的是，僧伽罗人只是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在其他国家没有分布，总数约为1000多万人。泰米尔人虽然在斯里兰卡人数不多，却是个跨境民族，全世界操泰米尔语的人口达到过5000多万人。泰米尔民族梦想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猛虎”的成员大多是印度教里种姓较低的人，建立独立王国而改变命运的动力更大。

　　普拉巴卡兰的父亲瓦路皮莱是一个对民族问题忧心忡忡的人，一旦与朋友谈论起泰米尔民族越来越糟糕的处境，他的话匣子便会关不住。1956年斯政府颁布的将僧伽罗语定为官方语言的法案，严重激怒了泰米尔人。在英国殖民期，英语是官方语言，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地位相当。新法案公布后，泰米尔人因为语言问题，将失去很多读书就业的机会。

　　科伦坡大学传播系教授阿加莎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从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政策更多是某些领导人的政治游戏。一些人在西方殖民时期改信了天主教，国家独立后为了竞选需要临时成为佛教徒，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懂佛教宽大仁慈的基本教义。这些将僧伽罗语定为官方语言的政治家，迎合了当时部分选民的需要，可是他们却让自己的孩子学习英语，去西方接受教育，过西方社会的生活。”

　　1972年斯里兰卡共和国成立时，普拉巴卡兰彻底放弃了学习，加入“泰米尔学生联盟”和“泰米尔青年联盟”等组织，抗议将泰米尔人“标准化”。年轻人经常和警察发生冲突，警察们基本上是来自南部的僧伽罗人，这使得局势更加恶化。为了躲避官方追踪，普拉巴卡兰曾跑到印度流浪了两年，他和同伴们经常只能靠吃安眠药来逃避令人绝望的饥饿感。为了锻炼意志力以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他经常将自己装进麻布袋里在太阳下暴晒一天，或者将大头针插进自己的指甲里。

　　之后，虽然普拉巴卡兰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崇拜，但是绝大多数泰米尔人都非常憎恶暴力。普拉巴卡兰也与泰米尔的政治家们接触，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普拉巴卡兰走上了极端主义道路，坚信只有用暴力才能换来独立。

　　1977年，“猛虎”开始袭击贾夫纳的警察局，普拉巴卡兰希望借此毁灭贾夫纳的警局情报系统。很快他就开始在瓦武尼亚两公里外的丛林和穆拉蒂武地区建立了训练营，招募值得信任的年轻人。新成员首先被送去农场，自己种植蔬菜，在森林里捕猎。他们最初会派去监视那些和政府接近的人，运送化学物品和武器。

　　极端主义与暴力至上主义使“猛虎”不仅刺杀僧伽罗人，也开始刺杀政见不同的泰米尔人。从1978年4月开始，他们宣称对自己从1975年以来的11起恐怖行为负责。这种想法主要来自“猛虎”在英国的支持者，他们与第三世界国家不少的“革命组织”都有联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注意。1983年，猛虎成员杀死了贾夫纳的13名政府军，将尸体运到科伦坡示威，从而引发了内战。

　　科伦坡大学政治学教授戈亚在接受我采访时提到，1991年“猛虎”刺杀了拉·甘地，使它彻底失去了印度的支持。随后“猛虎”也越来越被复杂的国际势力所操控，为了发展，他们利用公海和北方的一些港口，在做海运的同时，将国际势力支持的武器、物资等运回国。他们自己还建立了简陋的兵工厂，生产小型武器，从南非的飞行俱乐部走私轻型战斗机等。“猛虎”渐渐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小社会，有银行、学校等机构。

　　作为最为著名的恐怖组织之一，“猛虎”的好几项“指标”都名列全球第一：第一个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个将妇女当作人弹，随身带着氰化物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等等。在“9·11”之后，斯里兰卡政府寻求国际主流社会支持，“猛虎”这个恐怖组织得到的援助就越来越少。

　　2007年斯里兰卡政府军开始了打击猛虎的军方“三叉行动”，2007年9月在西部的Silawatura往北部和东部进攻，2008年从中部的Vannivilankulem往北打，今年1月从北部的Muhanala往东南方推进，这样将猛虎最后围困在穆拉蒂武地区，集中歼灭。

    恐惧与隔阂

　　在过去几十年里，爆炸的恐慌无处不在，人们甚至开始习惯恐惧中的生活。斯里兰卡人带着你介绍自己城市的历史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亲历或听来的悲惨故事。

　　科伦坡的中央银行在1996年被一辆满载炸药的车引爆，7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其他诸如公共汽车被炸、购物场所被炸，连年发生。反而是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之后，根据共建协议，猛虎组织有了短暂的平静。31岁的法师甘拉提孜告诉我，每当附近的佛教徒死于非命，他去做法事时都很难过。但恐怖日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我只能不断劝慰家属，这就是生活”。于是虽然人均生活水平不高，在斯里兰卡买车还要交很高的税，稍微富裕的人尽量买车接送家人，不敢坐公共汽车。

　　走在科伦坡街头，不同时期的建筑仿佛一个大的陈列馆，将斯里兰卡近几百的历史一一呈现。科伦坡分为15个区，葡萄牙、荷兰之后的英国殖民者留下了较多的官宅寓所，科伦坡的市政厅俗称“小白宫”、英式宗教建筑的红楼如今是眼科医院。1948年斯里兰卡为了独立建立的独立广场，则借用了锡兰末代王朝康提的风格。中国援建的大楼也非常引人注目。人们对沿路设置的安全检查站已经习以为常，一旦车辆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拦下来，大家都自觉接受安全检查。

　　寺庙无处不在，被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发源地的斯里兰卡，多数人都是佛教徒，基本以僧伽罗人为主。人们有限的钱也乐意用来修建宗教场所，经常能在街头看见大型的石雕佛像，捻手微笑注目着众生。

　　科伦坡六区的Wellawate是泰米尔人的一个聚集区，这里在相隔不到200米的地方，集中了一个佛寺、一个印度神庙和一个清真寺。表面看，这是一个不同民族融合相处的地方，可是记者没有想到，采访此地的泰米尔人相当艰难。人们非常不愿意公开谈论“猛虎”，也不愿意对局势发表意见，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暗杀是这里的常事。

　　1983年的“黑色七月”至今让不少泰米尔人感到害怕，不愿提及。因为猛虎组织在贾夫纳杀害了政府军，在他们示威性地将尸体运回科伦坡以后，僧伽罗人开始了对泰米尔人的攻击。科伦坡50岁的穆斯林律师伊斯迈亲历了“黑色七月”的恐怖，大批泰米尔人的商店住处被焚毁，泰米尔人也遭到可怕的攻击。于是不少泰米尔的上层人物逃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成为长期为猛虎提供资金的境外势力。

　　在一个小商店里，我和翻译与一位71岁的泰米尔老人安瑟(化名)聊起来。由于科伦坡的泰米尔人很多会说僧伽罗语，交流倒是没有问题。即使是谈论自己的故事，安瑟也要求我们走到喧闹的大街上，让周围人听不见他说的话。71岁的安瑟身躯高大，他随手拿着一把长柄雨伞，既是当做拐杖，他也给我看伞头上的一块圆铁，“应付随时可能的绑架和暗杀”。猛虎组织在后来的发展中，将矛头指向了所有政见不同的人，泰米尔的温和派领袖被暗杀了70多人，平民也随时有丧命的危险。从另一方面说，有了“猛虎”这个公认的头号恐怖组织，很多另有目的的政治暗杀，也借着“猛虎”的名义在偷偷进行，普通泰米尔人的安全感非常脆弱。

　　安瑟家属于种姓较高的泰米尔人，来自贾夫纳，至今他的女儿还在贾夫纳的医院当医生。安瑟的父亲在英国殖民时期，曾在南路一个僧伽罗人的聚集区当了地方议会的领袖，和当地人关系非常好。

　　当地记者卡仁石告诉我，由于印度教等级森严，英国殖民者到来后，泰米尔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他们更愿意学习英语，聪明勤奋，其中不少人获得了这里最好的职业——医生、律师、工程师，这些专业人员受到英国人的青睐，派驻他们到自己的领地帮助管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早期的律师、医生、工程师，有不少就是泰米尔人。

　　安瑟说他曾经离开祖国游历了不少国家，但是18年前还是选择了回国。“有两个问题最让我头疼，一个是政治家们热衷自己的政治游戏，没有将国家团结起来；一个是内战。”他感慨地说。

　　安瑟抬头看看天，“我每天向上苍祈祷，保佑这个国家好好地发展，僧伽罗人或泰米尔人可以好好相处”。安瑟的儿子是一个银行经理，他帮助了一个贫穷的僧伽罗人孩子读书，最后这个孩子考到伦敦去学会计学。“民族不同并不重要，关键是，希望上帝护佑斯里兰卡。”

　　对于科伦坡的泰米尔人来说，还要经常到警察局去报到，如果离开科伦坡，要去警察局出具证明。这让安瑟感到不舒服，他说，“希望我们和其他人过一样的生活”。

　　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提到，猛虎组织消灭后，斯里兰卡政府如果照顾泰米尔人的利益，如何分配社会资源，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重建的难题

　　5月22日是科伦坡的国家英雄纪念日，1972年的这天锡兰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而在2009年的当天，因为内战结束，它成了近年来科伦坡最热闹的集会。国旗处处飞扬，政府免费派公共汽车将人们从各地接来。在科伦坡生活了18年的教师郝唯民告诉我说，即使是一个月前的斯里兰卡新年，也没有这样热烈，“饱经战争苦难的人，那种盼望和平、奔走相告的心让人非常感动”。

　　对于普通人来说，战争结束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我是在科伦坡十一区的小商品市场FORT碰到这两位泰米尔人的。45岁的泰米尔人桑多吉安和38岁的提顿合开了一个米店，柜台上摆着40多种不同的样品。大米是斯里兰卡非常重要的农产品，提到产地，桑多吉安有些激动：“斯里兰卡的土地非常好，即使把我商店的水泥地刨开，下面的泥土也能种出很好的粮食。”而北部产的大米尤其好吃。由于北部战乱，大米较多来自中部，“希望战后北部的土地能够产更多粮食，让粮价更低，买的人更多”。

　　提顿说，战争让很多北部人伤残，或者失去家庭，对生活非常绝望。战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来平复人们的心理创伤，要树立人们的生活信心，并不是简单的给予物资。“应该让不同民族的人都去帮他们，建房子，把花园收拾得漂漂亮亮。做生意的人过去开公司，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简单的援助会让人变懒，自强才能恢复信心。”

　　对于像他们一样做大米生意的人来说，不用再像过去那样，从北部运来的米一路要经过无数关卡。因为安全需要，每到一个关卡，都要把所有的货运卸下来换另外的车继续南行，直线6个小时的车程需要两天才能到达，10多吨的大米要多花几万卢比的运输费。

　　提顿拿起手边的一瓶进口鱼肉罐头说：“我们有很好的鱼类资源，可是好多原材料运到外国，加工为成品后再卖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好好发展经济，所以不强大。”美国和新加坡都是移民国家，可是每个公民都以自己的国家为自豪，不会去计较到底是哪个民族。他说，“美国人会骄傲地说‘我是美国人’，为什么我们不能骄傲地说‘我是斯里兰卡人’，而要去区分是僧伽罗人还是泰米尔人呢？”

　　斯里兰卡旅游局更是热烈地做旅游推介。国家旅游局市场部的主管派瑞拉告诉我说，以前由于内战，斯里兰卡主要推介中部和南部的旅游，东部美丽的海岸线、北部的泰米尔人文化区，都将成为以后的发展重点。在斯里兰卡南端的马尔代夫，原本是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马尔代夫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旅游，2004年左右斯里兰卡在停火协议期间的入境旅欧人数曾经与马尔代夫相当，达到50多万人次。然而最近几年斯里兰卡内战又打了起来，马尔代夫如今的旅游收入已经是斯里兰卡的两倍多。

　　曾在科伦坡做投资生意的马尔代夫人阿麦德非常希望斯里兰卡的平静，他说马尔代夫没有大学，人们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或者澳大利亚接受教育。如果斯里兰卡和平发展，他愿意来这里投资，并让孩子们到斯里兰卡接受教育。

　　而对于斯里兰卡政府而言，北部和东部的重建并不轻松，大批的道路、桥梁、水库需要开始修建。比物质更重要的，是人民期待已久的民族融合政策。“不然今天打死了一个普拉巴卡兰，明天说不定又出现一个，柔软宽松的政策将是对政府的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