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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前驻京记者欧逸文出版的新书《野心时代》最近在美国引发了热议，成为亚马逊网站的亚洲政治书籍销量榜首。美国媒体津津乐道这本书对中国的描写，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活力、各种文化与力量交织的国家。书中描述了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的发家史、与韩寒的近距离接触、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故事，也有北京胡同里的小卖部、街头巷尾生活的细节描述。当然，还有很多很符合西方口味的争议人物。
对于笔者来说，这是一本写的纵横捭阖、观察详实的作品，是美国人描写当代中国的一本相当前沿的书。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仍有某种疏离感。仿佛是讲了很了很多丰富的故事，但是终究没有把很多制度成因讲透彻。因此，这带来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中西方，尤其是中美两国，为什么即使到了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相互沟通与了解，依然是那么艰难？”
笔者在华盛顿最好的一位朋友是美国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彼得-库兹尼克。他研究美国历史已经超过二十年，尤其是对冷战与核历史非常精通。每年夏天，他都带学生去日本广岛讲述和研究那段历史，但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有着强烈的好奇。笔者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理解，即使对于一个历史教授，从间接经验得到客观消息也是艰难的，从美国媒体上常常得不到真实客观的信息。
而笔者的另一位美国教授Harrison的朋友在马里兰大学教授文学。他曾经作为摄影记者亲赴过萨尔瓦多战争的战场。后来一直在《时代》杂志工作。他常常对笔者谈起美国在媒体金字塔的塔尖，对于舆论的控制。由于身处美国，所见所闻之处，到处听到看到的都是对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几乎一两年都没有搞的很清楚。一直到笔者看到华盛顿新闻博物馆里播放的纪录片《未必告知的历史——大屠杀》才瞬间理解了这个问题。
《未被告知的历史—大屠杀》围绕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线条展开。但却展示了当时的美国媒体在报道上对犹太人的态度。《纽约时报》等重要报纸对大屠杀轻描淡写。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政府不想把"New Deal"变成“Jew Deal",因此把主攻报道方向转向战场。称唯一拯救犹太人的方式，就是战争获胜。因此，《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故意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消息隐没在后面的版面里，通常只有一个豆腐块，这看起来就像是没有新闻时，编辑对版面的填充。而有学者专门做了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大屠杀只有6次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大部分美国公众当时对纳粹犯下的罪行浑然不知。
笔者和欧逸文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的药方，似乎如出一辙。欧逸文说，“造成两国之间不理解的问题，笔者常常会对朋友说，买张机票，去那里。你才真正理解，很多政策出台的真正原因。”
其实笔者觉得和欧逸文坐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一个非常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和一个努力了解美国的中国人，都在对方的国家生活过，试图理解另一种文化。其实这和讨论的主题息息相关，中西方需要更多的直接对话，才能避免触礁和搁浅。
我在美国呆了其实才不到3年的时间，但是每一次回中国都感觉到一种反文化冲击。你在北京呆了8年回到美国，你有类似感受吗？
我其实本来不是很相信有“反文化冲击”这种事情存在，现在我不得不相信了。美国的生活非常慢，当然这也有好的一面。但是中国的变化其实是让我上瘾的。在北京时我已经习惯了,如果我出差一两周，回来的时候我的邻居的房子也许已经拆掉或者重建。
我1996年到1998年曾经来中国学习，我98年时候去了埃及，又去了伊拉克。最终我在2005年的时候回到中国。你知道我多惊讶吗?那种“面的”已经全部消失了，小红出租车也已经不见了。这种变化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全部算起来，我离开美国有11年，因为在搬到中国之前我还在中东呆了3年，所以我刚回美国时发现自己真的跟生活完全脱了节。 举例说，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我忘了怎么在街边侧方停车，我不知道现在街边停车计费器或是出租车都可以用信用卡付款，我的美国音乐品味停留在2003年。最重要的是，我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变化感到疑惑。我在去年10月1日，也就是美国政府因为两党意见不同而停止运作的那一天，开始了在华盛顿的工作。这样的事在过去基本是不可想象的。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去了解美国政治都发生了什么。
你说中国的变化让人上瘾，那现在你离开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没有让你感觉到更惊人的变化？
是的，中国变化的速度是让人上瘾的。4月份，当我回到北京看朋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聊PM2.5。这个问题在四五年之前是没有什么人会去想的。现在我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这个话题会多过从外国朋友那里听到。
在两种文化里生活，经常会把一种事物不自地放到另一种文化里对比，并且假设是不是有不同的结果。你现在从中国返回华盛顿，再回到美国本土再观看一些美国本土新闻，你会不会假设这新闻在中国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
我看了一些有关维吉尼亚州前州长腐败案的新闻。他由于接受了本不该接受的礼物，包括劳力士而被逮捕。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我曾经写过一些中国腐败的官员，他们也因为奢侈的手表而被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我知道我们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没有做一个直接的对比；我只是对于两个案件的那些相同之处感到惊奇。
我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发现大部分美国民众从未去过中国，接受的全部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那种有些负面的宣传。而我认为，尽管我们有了互联网，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至今还很片面。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美国现在其实有些脆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些脆弱，我们环顾四周，看看周围谁有更强的能量，谁的增长速度最快。很自然地，我们看到了中国。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很能代表一些美国的心态。当初《虎妈战歌》这本书刚刚出来的时候，美国一片哗然。一方面，我们觉得这种教育方法太强大了。另一方面，作者也遭遇了猛烈的攻击，觉得虎妈对小孩不尊重，而且过分控制。这种感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组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方面很尊重，一方面有害怕，最后还有些生气。你知道吗，就我的观察来看，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也同样是这样的。
所以，我经常对美国朋友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要理解中国。唯一的方式，就是去那里。从纽约坐飞机到北京其实花的时间只是纽约飞到洛杉矶的两倍。我对美国人说，你去了中国，你才能理解一些政策为什么是那样出台和执行的。
你现在怎么看待美国“例外论”？著名的美国导演奥利佛-斯通就很痛恨“例外论”贯穿在美国的历史教育中，更痛恨“例外论”本身。那你呢？
对此，我有不同的观点。我不憎恨“例外论”。相反，我认为中国也有“例外论”，自从中世纪，中国就认为自己一直很强大。中美之所以认为相互之间是对手，其实，我们都相似的眼光看待对方。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样促进中西方的理解？
我认为，很多记者现在试图通过对普通人的描述，来展现一个真实的国家。当然我在《野心时代》里也写了政治。但是我也描写了很多普通人。通过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可以更好的介绍这个国家。
我觉得东西方之间最大的理解障碍是：抽象化。中美两国的普通人，提起对方的国家，大多数是只有一个抽象的画面。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具象化。我在《野心中国》刚刚开始的第一章，我就写了一部在中国很火的电视剧《神探亨特》，这样美国的读者一下子就会很有认同感，并且明白为什么《神探亨特》会让中国人感觉到很有兴趣。
恕我直言，我觉得本书的所选的人物属于相对极端的例子，你觉得这些例子能真正的代表中国吗？
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我本能地会去讲述那些更加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有丰富经历的人。我不可能像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或者数学家那样取样。我可能会选取曲线两头的人，因为他们的经历吸引读者。
过去一两个月，你都在为《野心时代》接受各种采访。美国人问你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人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感兴趣？答案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我需要了解他们。美中外交常有波澜，但是我想帮助美国人看到的是，他们跟中国的普通大众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有同样基本的家庭，教育，健康和尊严问题。
在你眼中，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出生在英国，但是我是美国公民。在离开美国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在重新学习怎么在我自己的国家生活。回到美国提醒了我，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有最基本的信任的国家。在一个餐馆里，如果你在去洗手间的时候把笔记本电脑留在桌上，你会问一个陌生人帮你看管一会儿，尽管我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人们以一些我已经忘记了的方式在互相帮助：最近在机场，我的航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素不相识的旅客帮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预定的航班。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行为，非常简单，但是它提醒了我，当人们在一个有基本安全感的社会中，他们会愿意去帮助其他人。
同时，美国人很担心未来的经济形势。他们觉得他们的后代生活会比现在更艰难。在过去，美国人感到未来是光明的，但是现在他们有的只是一种很微弱的乐观态度。
作者范海涛，新浪驻华盛顿观察员，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专业毕业，《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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