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加藤嘉一:对中日关系不乐观不悲观

跑步当然要啦，我已经开发了很多在华盛顿跑步的路线，每周至少跑5次，跑8到12英里。

我还有为日文媒体供稿， 中国媒体的供稿在离开中国后暂时搁置。

当然，必须的。那是每天要做的功课。我还是个电视剧迷，我正在看电视剧《邓小平》，还有日剧《昼颜》《同窗生》《hero2》。我性格内向，不太喜欢社交，很少参加宴会、派对，通过看电视剧来认知世界、打开眼界。

我关注的话题主要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研究、中日关系、日美同盟如何适应中国崛起。还有，毕竟身在华盛顿，我想看看美国的决策制定的过程。

我对亚洲是有情结的，但我不会把美国当做敌人，我也不是日本所谓美国派的人，以为只要有美国在，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我认为我们日本人必须得提高警惕，时刻要对美国这位伟大的盟友保持清醒，美国不可能是万能金丹。有人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对盟国也得不断提高威慑力。如果中国和日本通过自身努力，能维持亚洲稳定繁荣，从而避免美国不必要的过多的任务（mission），这样合理分工的状态会对中日美都好。

做的事情基本一样，参加学术会议、写报告、做研究。在哈佛是研究员（fellow），在SAIS是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我在哈佛待了两年了，还有就是希望能体验华盛顿，人生必须要在美国首都生活一段时间。

没有规划，要看11个月以后我的状态如何。

不会。

当时有这样那样的猜疑、指责和诽谤。日本《周刊文春》的报道我看了，我确实所犯的错误、表达不实的东西，就只有那么一条，其他的都是被夸大和歪曲的。

（思考良久）可能当时太年轻，想给自己一个铺垫，说得好听点是减轻压力，说得不好听是虚荣心膨胀，我觉得这些词用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都对。至于有没有后悔，我没有后悔，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后悔，毫无疑问有反省和反思，但我不后悔。

我当时刚刚高中毕业，刚到中国不久，也没上过网，我也不知道表达不属实的话后果会是怎样。根本没有想，就吹，乱说、胡说，没想过后果。我现在非常坦率地跟你说，我当时认为，说出这样的话，我就只好努力了，没有办法回头了，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鞭策。我要反复强调，这个事情是不好，是违背良心、道德、正义的，但我不后悔，因为我至少是本着自己的信念，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事。

这件事对我只有好的影响，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这件事让我成长，让我诚实面对自己，对曾经做过的影响负责任。很多朋友担心我，其实我还健康地活着（笑）。

名誉不是问题，我从来不追求名誉。我相信由于这个事情，我在某些人看来“身败名裂”了，曾经喜欢我文章的人变得不喜欢了。然而，我原本的状态是泡沫膨胀的，人（实力）只有那么一点点，却拿了很多的东西。事件爆发后，反而发现了许多需要弥补的工作，包括自己的实力、人际关系等。自从那事件以后，跟好朋友感情变深了，跟酒肉朋友就不好意思联系了，毕竟我的存在给一些人添了麻烦。

邀请我写作的媒体、出版社也好，邀请我演讲的大学也好，如果他们是因为“加藤嘉一曾经考上东京大学”而邀请我，那他们可能不再找我了。但我相信不是所有邀请我的人都是冲着东大这个名头（才邀请我的）。

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2011年秋天开始跟哈佛大学接触的，我2012年2月份从北京搬到上海时，已经确定半年以后要到哈佛，而那个事情是10月出来的，是我到美国以后。但很多人却以为我是出了那个事情才离开。

就在日本《周刊文春》出版时，朋友转发给我从而读到，我没有震惊。大约在2005年、我到了北京不到2年时，我开始有比较多的公开露面机会，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当时太年轻，没有勇气面对，害怕对学业和以后的发展有不好的影响。还有一点，我要是说这个，肯定又得被骂。我当时想到拉练赛的概念，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是我快，还是舆论快，我能不能跑得够快，超越舆论。就像一个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肯定有人在追你的，肯定有人在追踪你，但就像赌能不能侥幸逃脱。如果我表现得够好，他们不会只抓着这点（曾被东京大学录取）；如果我表现得不够优秀，人家会更加怀疑我有没有考上东大，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反复地说，这是不好的、不符合基本道德底线的行为，但因为当时我没有勇气，不好公开地宣布，我在害怕中作出的选择是逃跑。如今的我回过头去想，觉得当时应该公开、主动地发表声明，越早越好。

不需要回到原点，我也不知道我的原点在哪里。我非常感激那些无论我是没名还是有名，人生不那么好的时候，能够很真实面对我的人。我相信不少朋友，都能正视我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这都是构成加藤嘉一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不需要回到原点，我也还在成长中。

我非常自信地、愿意公开地大声说，我是一个有人生污点的人。这个不是污点，那什么才是污点？虽然我没有坐牢，但我是有污点。这就是人生真实的部分。我就是这样想的，大家怎么评价是大家的问题。

首先我是很幸福的，能够用日文和中文同时面对两国舆论的人没有很多，我是很幸运的。有非议，甚至被骂啊，对我来说，一点都不痛，甚至很快乐。

我在高中时，在所谓的实验班里，同时在不学习、搞体育的长跑队。在实验班里，只有我一个人在长跑队；在长跑队，只有我一个人在实验班，他们都不理解我。长跑队下午三点半放学，然后开始训练，实验班五点才能下课。只有我一个人是每次训练都得迟到，但在实验班又是早退的。他们都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我已经习惯了不被理解。

我认为，毕竟受众不一样，你说我在日本说的话，在中国能说么，会被封的。但是日本也有舆论封杀。然而我在日本还没有到被贴上亲华标签的地步，我觉得自己在中国也没有被贴上鹰派标签，但有人说我是右翼势力，我也听说过，说我是右翼的。

我在中日两国媒体上的表达方式不同，不是商业化的考量，更多的是迫不得已。我多么地渴望，我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可以有一样的表达。然而两国语言不同、受众不同，对一个表达的理解也不一样。我相信美国顶级的学者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说的也会不一样。当然，如果是由于我自己表达能力的问题，伤害了别人的情绪，那一切都归于我个人能力的不足，对此我也非常愿意道歉。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个媒体人或是学者。当我在北大读书时，老师说“你不像是个学生”；学术圈的说“你不够学术，不像学者”；媒体圈的说“你不像是个媒体人”；我是热爱跑步的人，体育圈也不愿意承认我。我非常享受不被任何人理解的状态。

喔，这样好。我在媒体界、学术界都被边缘化，在中日美都被边缘化，在家庭里也被边缘化，在任何时间、空间、领域都被边缘化。我只好，甚至说被迫地判断，这种不被理解的状态，至少在现阶段是正确的。因为我从小有一个最基本的自我要求，make a difference，否则人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从小坚持、始终贯彻的事情不太多，一个是跑步，二是这个“做另类”的状态，我当另类的欲望是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和强大的。

我会自我怀疑，为什么我到任何地方都不被理解，我到底是谁啊。人生一辈子，能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就OK了。人要不断地折腾，这样才有魅力。

但愿如此。至少我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迫使我思考自己是谁；不被理解，我认为是应该的。

很多人给我贴媒体人、学者、未来要从政的人等标签，各位随便，但我不给自己贴标签。我为了累积政治资本和政策训练，在学术界和媒体界两边穿梭是比较合理的。有人说我是媒体人，不能说他是错的；说我是学者，也不完全错，但也不完全对，这也是我自己造成的。中国和日本，媒体和学术界，我都游走在中间。

我是一个不被理解的人，我愿意用一个词：难民。我跟难民有什么区别？我是无家可归的人，挺好的，特别有安全感。我刚到北京时，没钱没朋友，我反而特有安全感。我想我要是到无人岛、非洲沙漠上独自生活，也能活得很好，因为有奋斗的理由。

我对从政的理解和定义发生了变化。当政治家和从政是两个概念，政治家是一种职业，而从政是影响决策。五年前，我特别希望通过当政治家来参与决策。2010年我在日本和各界人士打交道后，对从政的理解改变了。有一个调查说，日本政治家60%的时间是花在选民葬礼婚礼上，去了一家，就不能不去另外一家。如果从政是影响决策，那么我对于以当政治家这个手段来从政越来越产生怀疑，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这一方面是我从小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另一方面，我看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年轻人都很努力、很可爱。而大人往往通过权威和名声来束缚后生，把游戏规则强加给他们。我是很看不惯这点，大人多不酷啊。我就希望酷一点，最起码得装酷嘛。我会永远装酷下去，我把这场戏演下去。

年轻人是渴望乱世的，乱世才有机会。年轻人的特权就是打破规则，我希望让年轻人看到这个世界是充满机会的，得打破权威建立的游戏规则，不要以为道路就只有一条。

我对中日关系，没有那么乐观，也没有那么悲观。

安倍希望无条件实现中日首脑会谈。而中方有一些条件，包括要求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安倍宣布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首脑）会谈也是第二、三经济大国磋商，很重要，中方对此设政治条件。我相信中方会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日方（同样）也承受着压力，日本民间社会对安倍首相改善对华关系有渴望，我也留意到日本国内的氛围，政府、媒体、民间都很关注10月日中首脑会谈。APEC时首脑会议能不能实现、怎么实现、该做什么准备，实现了以后怎么处理，这些具体的、有层次的议题，在日本国内有颇多讨论。

（一边思考一边低头吃番茄浓汤，嘟囔着说：“我特别爱吃西红柿”）有条件没条件，（中日两国政府）是不可能在公共场合向媒体开放地讨论的

我觉得日方要通过公开、私下的双重渠道有所表态：第一，安倍短期内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第二，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挑战。而中方要停止派渔监船到钓鱼岛，不然安倍无法说服本国民众。我认为首脑外交有两个特点，一是两国的外交领导人正面、坦率地交换意见；二是向两国民众发出积极友好的信号，这只有首脑外交才能达到。但是，我必须强调一点，即使没有首脑外交，也不必悲观。一是两国高层外交还是很频繁的，最近的日中经济同盟会访华团是由汪洋接待的，之前由张德江、刘延东等接待，层级很高了。两国外长也在纽约见面，可见中日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

另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比率是在下降，但那是因为原来太高了，不可能不下降，现在日本是要分散投资、将被投资方多元化。有人说日本对华投资下降，是因为两国关系不好。我认为是有情感上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还有，中国访日的游客在今年上半年首次超过了一百万，可见中国的老百姓是愿意访问日本、购买日本货、接触日本人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多地寄望于首脑外交，这样对不住这些天天推动两国关系的人。

如果我是新浪的编辑，标题已经定了：首脑会谈，其实没那么重要。

其实两国关系是正常地发展中，而且在两国的政治关系异常地冰冷的情况下，能够这么正常地发展，说明日中关系的基础是牢固的，是去政治化（de-politify）的关系。即使没有首脑会谈，也不要悲观。首脑会谈其实没那么重要。如果只有首脑见面才能拉动投资、派遣人员，（那）这（反而）是不成熟的关系。用日文说，是未熟的关系。我非常有信心地说，今天的日中关系是成熟的，超越了未熟阶段的双边关系。

我在北京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毒饺子事件，里面写两国关系的未来有短、中、长期的挑战，那个想法到现在一点没有变。

短期是危机管理的挑战，中期的挑战是两国对于某些事情的认知是有差异的。那么多的日本人今日依然从共产主义的角度认知中国人，那么多的中国人依然从军国主义认知今天的日本人。这样的认知不仅限于普通老百姓，还有政府、学者，北大清华，东大早稻田也有人这样认为。很多日本人谈到中国，依然用共产主义、脏乱差来形容当今复杂的中国。长远来说的挑战，是两国体制的不同。

大约两年前，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后来中国发生反日游行。这段时间我在美国，也经常跟美国的朋友、学者解释钓鱼岛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危机。第一，两国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gap。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领土主权存在争议，日本人则盲目地认为领土问题不存在。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觉得日本政府是有责任向本国的老百姓好好地说明，到底什么是现状。

自美国把冲绳管辖权还给日本以来，实际上钓鱼岛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这是管辖权。管辖权和主权不一样。中日双方对于相关岛屿的主权是各有主张，各自表述，“一岛各表”。如果纠结这个问题，我们没办法往下谈。就像日本和韩国（存在领土纠纷）的竹岛，我们（日本）当然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竹岛是由韩国控制的，北方四岛也是被俄罗斯控制的，虽然我们会说是其非法控制，一样的道理。

钓鱼岛危机爆发第二个原因是外交上的沟通有误，原本钓鱼岛是政府租的，“国有化”是买下来了，日方的目的是稳定局势，但被误解了。“国有化”的时机也不好，2012年9月9日野田佳彦和胡锦涛在俄罗斯APEC峰会会面，第二天日本就决定“国有化”，让中方没有退路了。还有，东亚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李光耀在他书中提到过，东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强大的中国和日本同时存在。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能在一两天之内解决的。

我渴望两国关系友好稳定，希望局部不影响大局。我建议中日双方延续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政策。第二，中日要灵活地“一岛各表”，日方要承认“我们了解到有关国家对钓鱼岛有领有权的主张”或“有关国家对于该岛领有权的主张，我们是有知的”。中方可能会以“日本承认了中方对钓鱼岛有主权”来宣传此事，但日本不能那么较真，得有大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