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广州黄衣男子托举哥周冲历险境救女童的故事感动世人，11日肇庆又出现菜贩“托举哥”邓雄飞历险境托抱女童的事迹。从最美妈妈、最美女教师、最美司机到“托举哥”，一个个道德标杆带着“最美”的修饰语树立了起来。

巨大的道德缺失焦虑之下，公众对于任何一起能够找回道德缺失事件的热切关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总是“上下总动员”把事情弄出特别大的动静。“托举哥”显然很不习惯突然成为焦点，疲于面对媒体采访的他说，“真没想到会这么累”，每天最想“能够早点回家睡觉”。面对这种“善意”的媒体轰炸，以及程式化的“英雄塑造仪式”，疲惫的不仅是“托举哥”，还有公众的道德审美。

扎堆追捧“托举哥”的善良初衷，是想通过赞美他来传播正气，重建社会道德，让因道德沉沦而悲观的公众看到社会的美好；同时，也给“做好事有风险，谁还敢做好人”的消极心态以纠偏——做好人是有好报的。这份善意固然可嘉，可是，这种扎堆赶集式的赞美如果缺乏节制，缺乏应有的道德反思和集体内省，而当第N个“最美XX”出现后，再经过围观、追捧、奖励，就会沦为一场对个人英雄的舆论消费，热闹之后，什么也留不下。[详细]

中国当下社会的道德重建，最需要的是通过个体实践，为道德建设注入正能量，让每个人都成为道德的生产者，而不是从别人的道德行为中获益的道德消费者。社会的道德建设最稀缺的不是“坐在路边鼓掌的人”，而是行动者——扶起摔倒的老人、救起落水的儿童、托起悬空的孩子。我们都生活中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体制、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观赏者、围观者、鼓掌者。只有每个人都成为道德的生产者，而不是道德的消费者、消耗者，这个社会才会形成一种健康的道德生态。

但换一个角度看，正如道德的滑坡不是一天形成的，道德社会的重建也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渲染道德事件中有代表性的个体，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有代表性的个体身上挖掘出重建道德社会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而不是对个体进行无限放大的标签化解读。

即便个体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也可以像“托举哥”一样完成“壮举”，因为在危难时刻，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众人的力量会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使得最危险环节的完成者都没有那么危险，也不需要那么崇高、那么悲情就能做得到。反之，如果人人都退避三舍，那么即便最简单的道德行为，也会变得“异常危险”，比如上前去扶跌倒的老人。也就是说，只有更多的“路人甲”都能行动起来，高尚的道德行为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详细]

“托举哥”的事迹在微博上被火爆转发后，媒体开始了一场寻找“托举哥”的活动。“托举哥”被找到了，虽然这个可爱的年轻人一直说“不要把我当英雄”，但那套已经运作起来的“英雄塑造机制”是停不下来的，“托举哥”不可阻挡地成为了英雄，媒体盛赞他，官员慰问他，政府奖励他，民众围观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他收到了无数企业的橄榄枝。

在政府和媒体的强度介入下，托举哥周冲正被视为一个道德标杆并被过载更多道德含义。广州天河区的宣传部长就说，“浙江出了最美司机，黑龙江有最美教师，我们天河区有最美路人。”然而，上升为地域道德标杆的高度之后，一通攀比下来，各地其实都不缺叫得响的道德楷模。湖北会说我们有信义兄弟，贵州则会说我们有乡村教师李春燕。而辽宁的“雷锋传人”郭明义、杭州的“最美妈妈”吴菊萍，哪一位不也都让众人动容过？

在好人好事越来越多的时候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做好事却要首先强调地域特点。比如说这是我们湖北的好小伙子，那个杭州、浙江是我们的“道德高地”，这样会不会形成一种很大的攀比吗？难道都不是中国人吗？当GDP的竞争和攀比刚刚开始降温的时候，道德GDP的竞争又开始攀比和升温。

道德标杆成道德攀比，与道德冷漠一样，对于社会道德的涵养来说无甚益处。当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而且存在转型中道德焦虑的时候，我们需要身边有道德标杆，需要像吴菊萍这样最美的妈妈、张丽莉这样最美的教师、吴斌这样最美职业司机等等。所做的一切都似乎是应该的，但是如何拿捏一个更加好的分寸，做到润物细无声，让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并且真的被感染，却是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该思考一下的问题。[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