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已闭幕，“反对票”事件仍被部分网络舆论津津乐道。除去1988年的那次全国“两会”和三峡工程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历次全国“两会”的反对票数这一次最多。

本次“反对票”事件有四名连任部长“中枪”：住建部长姜伟新吃181张反对票，环保部长周生贤吃171张反对票，央行行长周小川吃158张反对票，教育部长袁贵仁吃135张反对票。

四位连任部长所对应的分别是当下中国社会最突出的四大难题：房价过高、空气不洁、股市不振和教育失公。

至于新一届全国人大环资委，所吃反对票更是多达850张。如果单凭反对票之多，仿佛中国的空气不洁就是环资委全体成员在造孽。

冷静看待反对票的声音依然占大多数。这是理性、建设性思绪在面对各种“中国困扰”时渐生渐长的最新例证。就这一大多数人的声音，笔者尤其欣赏再度当选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的直言不讳：最高法只对中央政府本级的法制工作进行管理，如果把全中国法院的问题都交给高院来背，这就是黑锅。

回头再议四位连任部长的反对票，情形同样如此。以环保部长周生贤为例，他本人包括背后的环保部乃至新一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同样在替空气不洁的全国性怨气背黑锅。[详细]

票选结果是对候选人资格、能力评价的最直接反映。前所未有的环境问题令举国忧愤，众多人大代表在关键时刻亮出反对票，标志着民意汹涌，终在“两会”政治高台溅出浪花，虽然小朵，仍然耀眼。尽管“有惊无险”，并未打破原有议程结果，其间尴尬各人心知。

当然，这样的反对票有点像发泄，并未能改变什么，如同观众对守门员的嘘声。只要想想“两会”期间北京雾霾未散、沙尘又至，创下“史上最恶劣开会环境”，就足以让代表们找找环保部门“麻烦”。如一位代表所言，“环保部是背黑锅了，北京乃至全国有这样的恶劣环境，是多部门不作为的结果”。周生贤作为首任环保部部长履职仅5年，而现今中国环境问题经年积累，绝非一时一人能解。同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多属新人，尚待履职，似不应为环境现状负责。

然而各界对环境污染的心理承受力已逼近临界点，众多人大代表向官员任命说不，释放出面对环境污染忍无可忍、认定职能部门难辞其咎的信号。在这里，众多反对票其实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鞭策。

反对票之于环保部部长，是人大代表要求其恪尽职守，守住做好环境监督、保护与治污工作的本分。环保部在问责风暴中首当其冲，盖因履职过程不明、效果不显。从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再到2008年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环保部门被各界抱以厚望，但5年过去，留给公众的背影却拖出执法不力的长长阴影，其中环评审批失之过宽、不够透明，环境影响信息披露不及时，最是让人失望。

反对票之于人大环资委，是人大代表督促其尽责履职，监督政府推动环境保护与改善工作。全国人大环资委职责重大，除研究、审议和拟订相关议案外，其具体职责包括“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审议全国人大主席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质询案，听取受质询机关对质询案的答复”，“开展执法检查，进行监督”。由此看来，人大环资委委员的工作能力与决心，直接关涉环境法规是否得到坚决执行、政府环保部门是否受到有力监督，最终，将决定国家与公众的环境利益。

像环保部部长一样尴尬过关获得连任的，还有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央行行长周小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4人得票数为倒数前四名。或许这样的成绩单并不足以反映他们本人及其所领导部门的真实能力与付出，但环境、住房、金融、教育最是事关民生，却积存最多民怨，委实值得深思。（徐琼）

从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1966年，全国人代会的投票方式基本是鼓掌、举手、无记名投票并用。

无记名投票，即在候选人名字后的空格画一个“○”(同意)、“×”(反对)。

在1989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表决深圳特区立法权时，274票反对，805票弃权。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出现反对票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采用更为民主公正的选举方式——电子表决系统。

1990年，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每位代表的桌上，安装了无记名电子表决器，有三个按键：绿色“赞成”键、红色“反对”键、黄色“弃权”键。

两年后，1992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决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时，177票反对，644票弃权。

目前，全国人代会上的反对票、弃权票，已常态化。例如：过去十年的“两高”报告，赞成率一直在75%左右。

对此，2011年3月1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发评论称，近几年，全国人大的表决，反对票、弃权票占有一定份额，并呈常态化，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真实写照。[详细]

反对票的增加，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它看作中国民主政治的一面成长镜像，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从中窥知出民意信息，那就是部分代表对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还不够满意，他们用自己手里的“表决器”表达对公共利益的觉悟。这个觉悟之所以突破常规，不仅在于环境污染已经祸及自身，有了切肤之痛，还在于民众的呼声声声在耳，触发了人民代表的履职使命感。

人民代表在人大会议上依法投票，行使参议国是和选举官员的权力，乃民主政治题内之义，不足为怪。既然投表决票，代表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评判自由表示赞成或反对，当然也可弃权，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应当说，既然全票通过为凤毛麟角的稀见罕物，有反对票的民主则纯属正常；相反，除个别情形外，倒是过多一律的全票通过反而有反常和难尽服众之嫌，甚或容易引发公众置疑诟病。

如果说官员大可以对反对票抱以平常心对待，毕竟已经通过了报告或当选关，反对票似乎并不影响结果；然而，对反对票多以及背后动因却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就其主要方面，代表投反对票不外乎出自两个动因，一个是对官员个人胜任岗位的履职能力信任程度不高；再一个是对官员主管的部门工作不满。换言之，给官员投反对票打低分，一厢说明代表对官员所在部门既往工作不满，另厢说明代表对官员未来改进工作满怀期许。

在公民社会发育演进和民主法治有序推进的当下，官员要习惯从反对票中得到向上和前行的动力。所谓向上的动力，就是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公共魅力，用让匹配公众满意的政绩回应对接他们的诉求期许，减少乃至消弭他们的不满。所谓前行的动力，就是相关部门理应自觉从公众和代表对部门工作不满中反思不足分析成因，进而未来改进提升，让部门表现缩短接近与公众及代表期许的距离。一句话，官员能力作为如何，最终要有反映证明其能力的部门业绩来说话。做好了，才对得起公民的选票。[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