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9月1日,湖北黄冈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需要自带课桌报到。据悉,整个顺河镇有5000多名学生,开学前约2000套新课桌被分配到镇上的一所希望小学和中心小学,仍有3000余人缺乏课桌。有的学生因此把茶几拿来当课桌,而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桌子为其报到。
看到以上新闻,估计许多人都难以置信,在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竟然还有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为一张课桌发愁。“父亲的桌子20年后女儿接着用”,“父母打工,奶奶扛桌千米去学校报到”,一幕幕画面,令人为之心酸。[详细]
按照网友测算,一套桌椅在网上报价便宜的只有50元,3000名学生,大概需要15万元就可以解决买桌椅的钱。
这笔钱对国家级贫困下麻城来说到底是不是问题?评论员于平撰文指出:“要说麻城当地政府穷,其实小看了他们,此前,网友曾列出各地的豪华政府大楼排行榜,其中麻城市政府大楼赫然在列,当地有民众称这栋气派的大楼为“麻城白宫”。上个月,麻城统计局自豪地公布消息,上半年麻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7项经济指标位居黄冈第一。可见,当地政府不是没钱,只不过,钱没有花在 最该花的地方。”
根据麻城市政府网站今年3月披露的消息,麻城市政府确定今年全口径财政收入目标为17.19亿元,同比增长9.39%。基于此种发展目标,麻城市从17亿元的财政收入中挤出15万元,似乎不是很困难,仅是17亿收入目标中的0.0088%。
那么麻城买课桌椅的15万可以从哪里挤出来呢?途径还是不少的。
途径一:根据麻城市政府网站今年3月2日披露的消息,麻城市政府将投入绿化资金1200万元对城市绿化进行提档升级,并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完成绿化任务的单位进行奖励。这1200万元与其用于锦上添花的城市绿化提档升级,不如拿出一部分给孩子们雪中送炭。
途径二:根据麻城市政府网站3月17日披露的消息,“3月14日到16日,我市组团到红安县、京山县、潜江市和仙桃市参观考察,学习借鉴工业园区开发、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发展思路,提升效能,推动麻城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市领导杨遥、蔡绪安、陈远亮、戴福生、刘斌、邱胜平、朱冬明、骆丽娟、段虎、冯向、汪先启、戴昌远、胡建铭、杨来凡和各乡镇办、开发区、部分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考察活动。”
2天的参观考察,至少14名市领导,还有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20人以上的队伍到四个市县去“学习借鉴经验”,这种考察如果有必要,能否人数精简一些,起码能省不少住宿费用吧?类似这种考察活动,拿回一堆考察地的发展数据,真的有必要组团而去吗?如果这笔费用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桌椅?
途径三:根据鄂财教发【2011】126号文件,即《湖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1年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核定麻城市2011年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695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951万元,省资金988万元),本次下达199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594万元,省资金398万元),专项用于补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用经费。
不知道这笔经费当时为什么没有解决5000名学生的课桌椅问题,如果今年还有转移支付,就把课桌椅买了吧。
途径四:建议麻城市政府压缩三公经费支出,比如少买一辆车,公务接待不喝酒,其他的诸如不盖豪华办公楼,办公楼不搞豪华装修等等。偌大的麻城,挤出15万元为孩子们买课桌椅应该不难吧?
根据麻城市政府网站的报道,8月31日,麻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义阶深入理工学校、思源实验学校检查开学准备工作。
王义阶察看了两校工程进展情况,详细了解了教室安排、桌椅配备、学生宿舍装修、食堂、卫生间工程进度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开学在即,相关部门要集中所有人力物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按时开学。
在王副市长视察两校工程进展时,顺河镇3000余学生不得不自带桌椅上学。“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一句很容易说的话,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对教育的投入不是短期可以得到回报的事业,而且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事业,对于5年一届的地方政府,带来可见的政绩太难了。
但是没有教育支撑的经济必然缺乏长久的发展动力。如评论员于平所说:“有钱造政府大楼,无钱买学生课桌,麻城为何会长期难以摆脱贫困,答案尽在不言中。”
发展教育不能停留在口号上,不能停留在领导视察上,要切切实实地予以投入。评论员于平认为:“改变失血的教育,说倒底还得靠唤醒地方政府的责任。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要增加教育的比重,淡化经济数字的考核,另一方面,对于任何曝光的基层教育贫困个案,对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问责到底。满教室形状各异的课桌,这是对官员失职的一封举报信,湖北有关部门当介入调查,给公众一个说法。”
根治“职业世袭化”要贯彻公开招聘制度,更要用法律规范就业秩序,优化就业环境。
以历史资本为商业开发提供赚钱的机会,是官员的政绩冲动作祟。
在中国当前的监管体系以及企业诚信下,感冒药实名制很难发挥相应的效果。缺少法律保障,一个地方行政通知的限制对于抑制制毒更是杯水车薪。
“高度竞赛”最大动力恐怕是来自地方官员的政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