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丹的遭遇引来微博上一片同情，希望法外能开恩，多容情体谅其救妻之切、生活之艰。当事检察官同时也建议法院，希望在量刑时能考虑到他如实供述和当庭认罪态度。同时，法律本非无情物，面对类似情形，亦必会在量刑上从轻考虑。但是，我们不能寄望于法律完全对其网开一面。

做一件合理正当的事情，却通过违法的手段，该不该原谅？这在法理上早无争议。错了就是错了，违法了就是违法了，“毒树之果”是不能食的，否则法将不法。法律也早有具体规则条款规定了如何处置此种情形，一切都是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希冀再通过违法的方式，进行法外开恩，网开一面，并不现实，也必是对法律的亵渎。

违法了，就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也才能警示效仿者。制度缺失并不是违法的理由。这一故事真正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老实人会走上违法自救之路。[详细]

廖丹的遭遇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关注，实属不幸中的大幸。据报道，廖丹妻子的社保所在地河北易县相关部门表示，杜金领可申请明年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年缴50元，最高可报销7万元。廖丹家所在的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办也表示，今年年初已将廖丹的情况上报，希望给他家争取更多特困医疗。更有很多社会人士要求为他们捐款，媒体甚至公布了廖丹的联系方式和银行账号。[详细]

廖丹一家的困境暂时缓解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可事实上，查看一下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便不难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并非少数，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如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五分之一。诚然，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还可以参加新农合医保（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我国医保能在形式上覆盖13亿人的基本背景），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详细]

这样大的群体基数，显然不是一次次靠媒体呼吁、继而得到捐助或是政府“法外开恩”能够解决的。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走入极端困境，往往要么会坐以待毙，要么就铤而走险。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后者时，恰恰需要政府和社会反省自身，以建树健全的政府救济和社会救助的解困机制。无论是现代政府还是现代社会，这种机制都是彰显其文明和进步的一个重要刻度。[详细]

大病救助在海外

建立大病救助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法国，医疗保障体系专门对30种严重疾病包括慢性疾病“开绿灯”，如艾滋病、帕金森氏综合征等。如果有人患了这30种疾病中的一种，国家将全额支付他的医疗费。越是疑难杂症、重病大病，参保人员越能享受到近乎百分百的医疗报销。生活困难、接受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甚至可获得免费医治待遇。

对工薪阶层来说，员工的医疗保险费占工资总额19.6%左右，由企业和员工按比例分摊，通常情况下从员工工资总额扣除6.8%，其余由企业承担缴纳。自由职业者根据收入情况按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而无收入人员则只需缴纳少额甚至免交保险费就可享受医疗保险。

在墨西哥，对于发病几率较小的重大疾病，各个医保机构设立了专门的大病保险基金。大众医疗保险计划中的大病保险基金占医疗保险基金的8%，应对参保家庭的突发性严重疾病。大病保险基金保证每个参保家庭在成员遭遇重病时，都能够及时地接受良好的医疗服务，而不至于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而耽误了治疗。[详细]

建立大病救助体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河南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茂松建议，建立大病救助体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摸清救助对象数据，是明确救助病种和救助标准的先决条件，建立贫困大病患者数据库显得尤为重要。建议由各地民政部门会同各地卫生部门、统计部门，调查当地大病患者人数、医疗费用、社会救助等情况，为救助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整合各方面救助资源，以政府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的力量作为资金的来源。建议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安排专项经费，作为救助基金的主要来源。整合各级各类慈善机构，以联合募捐的形式，筹集一部分社会资金。整合医疗卫生资源，设立大病救助的定点医院。

另外要明确支付的方式，完善资金的管理制度，简化资金结算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大病医疗费用在医院直补。[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