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4日，大连数万市民上街抗议福佳大化公司投资运营的PX生产项目。

今年11月23日，大连市福佳大化公司门口，保安对进厂人员仔细核查，工厂背后正在修建数千米长的沿海防洪堤，周边建有数十个铅罐，用来存放化工原料。滚滚浓烟从福佳公司上空升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鼻的酸味。

福佳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说，福佳大化已恢复PX生产近一年，一直比较低调，“公司内部PX已成为禁忌的话题，员工严禁泄露复产消息”。

当天，记者获得一份函件，这份大连金州新区管委会发给大连海关的“申请协助福佳大化集团办理相关业务”的函件称：“福佳大化PX项目经停产整顿，威胁PX罐的安全隐患已经消除，经中国科学院危化所等13名专家勘验、评估与验收合格，专家认定该项目已达到安全生产条件。”

该函件称，大连市委市政府对福佳PX项目的意见为“在积极推进搬迁工作的同时，在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同意恢复生产”，函件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7日，距大连市民街头散步抗议PX不到四个月。

大连福佳集团一位高管证实，该公司PX项目确已复产，“据我所知，我们的生产就从没停过，每年100多亿的订单，怎么停，这么大损失由谁来承担？”[详细]

PX未必是洪水猛兽

时下，PX项目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以致公众逢PX必反，政府谈PX项目色变。继厦门PX项目未建易址、大连福佳PX项目被令搬迁后，宁波市政府不久前又公开声明，坚决不 上PX项目，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

“PX不是一项新技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就开始生产PX，这项技术广泛用于化纤、纺织原料，作为第一大生产国和第一大消费国，目前，中国在国内有十多家成熟的 PX产业基地。”11月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称。

金涌说，国际上，没有关于PX生产区和居住区距离的具体限制，须距居住区100公里以上的说法子虚乌有，“美国、新加坡、日韩等国都是PX生产大国，他们的生产厂区都是紧 邻生活区，相距几百米最多也就几公里而已”。

在国外，也不是没有PX项目，而且据国际普遍采用的“化学品安全说明书”描述，PX毒性属低毒类。在加大环保投入前提下，PX项目仍能满足欧美高标准的环保要求。迄今为 止，世界各国的PX装置均未发生过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安全事故。我国PX项目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成熟安全可靠，其风险同样是可知、可控、可防的。

石油化工行业的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但只要科学布局、有序发展，环境风险是可防可控的，无需畏惧。PX不是洪水猛兽，没有必要谈PX色变。

公众为何恐慌？

邻避运动

《孟子》有这样一段话：禹之治水……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仁人之所恶也。以四海为壑，实现治水成本共担、风险分散；以邻国为壑，则使一个地方承担治水成本。这也是“以邻为壑”典故的由来。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以邻为壑”的典故演绎出另一个版本：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简称“NIMBY”），是指居民或所在地单位因担心附近设施（如垃圾场、核电厂等）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并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世界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经过邻避运动期，亚洲最早的邻避运动出现在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经历过此浪潮。而中国式的邻避运动其固有模式是：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压制，抗议升级，政府妥协，抗议结束。然而高铁必须要铺，工厂还得要建，于是项目到了哪里，哪里就会出现邻避运动。我们始终找不到一条中国式“邻避运动”的终结之道。

环评报告秘不示人，官方遮遮掩掩

公众即便对于PX项目过度紧张，即便存有一些不理性的情绪，那也是当地政府造成的。根据资料可知，大连的这个PX项目，建成投产之后，一年可给大连贡献800亿的GDP，由此不难想象其规模是何其庞大。然而，这样的一个可称之为当地大事的化工项目的上马，当地民众竟然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是否安全无从得知，环评报告秘不示人，甚至，其在手续还未办结的情况下，竟然已经开工建设——— 而在当年的厦门，PX也是走了同样的道路，本应全程关注的当地市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偶然机会下浮出水面。

事实上，在PX这类对环境有着重大威胁的项目上，最应该知晓与发言的恰恰是当地民众，而非简单由政府操控。但是，在GDP冲动之下，地方政府却往往习惯于迅速拍板，根本不与公众商议，即便向外发布消息，也是一味简单歌颂，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如此，每每有传言涌起的时候，公众就会很自然地将种种担忧与怀疑放大无数倍，这个时候，即便政府如何解释，如何信誓旦旦地说项目是安全的，都无法获得公众的信任的，都是无法消除如潮般的驱逐之声的。

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上马PX项目应先征求民意

既然公众对于PX项目的反弹如此之大，同时也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那么从立项、审批一直到开工建设都应该是一个“公共事件”。然而这个本质意义上的公共事件却一直被隔离于公众视野之外。与对公众参与的隔离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前期的项目环评过程中几乎没有进行正式的信息公开，所谓的参与也仅限于与项目环评程序有关的专家参与。在缺乏大众参与的前提下，不仅政府行为的正当性难以得到民众确认，而且专家理性缺乏公众监督将可能导致滥用或误用，并且难以排除政府与专家之间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前期行政决策过程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没有引入相应的公众参与程序，导致公众对于关系自身重大利益的决策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基本上被遮蔽。

政府要重视环境信息披露，应该告诉附近居民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数量等，会产生哪些环境影响，采取了哪些措施减缓这些影响，让民众心里有数，公众才好判断。

公众参与是基础性制度，即信息公开和利益组织化两个基本方面。信息公开主要是政府的义务，对应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知情权。在PX立项前期，有关项目的情况对公众处于 保密状态，公众只能从具体的生活经验里获得一些关于该项目的零星的信息与判断，很容易受到不准确的信息的误导。

提高环评的公信力，强化全过程监管

提高环评的公信力，强化全过程监管。引入第三方环评是国际通行做法。但这一制度的前提是社会诚信体系发达，第三方具有独立性。现有环评机构受政府干预太多，许多大项目环评往往是走过场，甚至一些项目是“先上车，后补票”，环评成了支持政府决策的工具。事实上，无论是环评、监管、信息披露等，公众参与的程度远远不够，公众的利益难以表达，往往被迫采取极端的行为来抗议。

建立风险利益补偿机制

建立敏感项目的预警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重化项目潜在环境风险大，应强化预警机制建设，强化信息披露，让企业在社会和公众强大监督压力下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降低风险。此外，应强化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通过建立补偿机制、环境责任险制度等，给予当地居民相应的风险和利益补偿，以利益博弈而非“霸王硬上弓”的强力方式来引导项目的落户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