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发表基调演讲，阐述我国三网融合进入实施阶段后下一代广电网的规划和任务。王司长认为，三网融合是科技发展的趋势，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三网融合工作开始进入是实质性推进阶段。

广电在三网融合中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建设IP电视、手提电视集成交互平台，负责对电子节目指南、客户端、计费、节目版权等管理。二是建设IP电视、手提电视监管平台。三是组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作为参与三网融合的市场主体，实现全国有线电视网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和统一管理。四是加快有线电视网络数字化和双向化的升级改造，同时在有线网增加互联网接入、互联网数据传送和IP电话的业务。

光电产业与电信、网络的融合，日韩已经先行一步，他们或成功或失败的实战经验，都会为正在走向三网融合的中国业界带来启示。

关键词：混合电视 开放服务

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李泰熙在论坛上解析了韩国在推进广播电信融合中的政策方略，特别是如何通过法案、制度来平和与协调三网融合后的各方利益，从而形成共赢局面。

韩国通信经济管理研究所主任宋旼真则为论坛带来了韩国IPTV发展的最新路径，在韩国电信推出的“混合电视”服务中，用户通过新研发的机顶盒就可以在收看卫星电视的同事，体验由专门宽带网络带来的互动服务和VOD享受。服务推出九个月，就为韩国电信带来了15%的IPTV市场份额。2010年韩国电信还启动了全新的开放IPTV服务，内容和节目提供商、个人和应用程序开发商都可以自由上传和下载各自的内容和服务，并可以进行分享和交易。韩国的开放模式还处在探索之中，但它已经为韩国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期待。

关键词：融和法

与韩国相比，日本多媒体振兴中心副主席研究员三泽香织和上席研究院裘春晖，则指出了日本三网融合业务中法律推进方面的困境。日本从2008年2月开始着手《融和法》的制定，希望把现存的通信及广电领域的9个相关法律统编为一个，从而为新的广电和电信的融合业务拓展空间。但由于广电部门的地址和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政权更迭，该法案迟迟未能出台。因此，尽管现在在日本手机电视、VoIP、IPTV等融合业务的商用已经普遍出现，但通信运营商及电视台之间更多以协作的方式开展业务，还未出现大的产业融合。

韩国在法律政策布局完善的基础上出现了“混合电视”和开放IPTV的新模式，日本则在推动《融和法》出台的过程中进行各种融合商用化的探索。在中国三网融合的实质性推进阶段，日韩的不同经验和做法，对突破目前尚不明朗的大歌剧，建立适用于中国的三网融合模式，无疑大有裨益。

中国历经九年等待，终于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的三网融合，对广电、电信和互联网都意味着全局性的冲击。终端的全面拓展，渠道的互联互通，节目的海量选择，受众的主动地位，在这样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的融合产业将如何发展和监管？传统媒体路在何方？互联网和数字移动媒体的盈利模式如何建立？三网融合打通了媒体界限，跨媒体营销如何展开？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界领秀在激辩中寻求中国三网融合的未来。

关键词：管制先行 结构性缺失 电信法

中国电信大众事业部高级经济师杨成认为，三网融合的首要因素是政府，政府的首要职责在于管制。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发展历程都表明，在三网融合上我国应该“管制先行”。

中国联通集团综合部新闻宣传处主任编辑付玉辉则提出，我国三网融合传播政策体系存在“结构性缺失”。以行政力量主导，会使创新动力不足；部门利益尚待协调，未能形成内在动力；缺乏《电信法》等融合法律，监管体系不够明确。只有完成这三方面的调整，才能够形成趋于开放的三网融合产业体系。

关键词：全媒体营销 新型互动关系

管制之外的另一个热点是对运营模式的思考。原人民网总裁何加正则表示，新变化必然带来新挑战，三网融合带来机遇的同时，长期形成的一套媒体运营方式和运转机制都将受到挑战，媒体多年培养的人才队伍和机构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媒体新的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也有待挖掘。《媒介》杂志主编周艳提出“全媒体营销”概念，即三网融合背景下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她认为数字平台的一体化，促使广告公司和媒体代理机构都为广告主提供整合性、一站式的服务，将各种数字媒体平台，如IPTV、互联网和激动媒体等，纳入到广告活动的全媒体组合之中。

此外，新的媒介生态带来的受众变化也引发了关注。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张豪博士对三网融合对内地用户市场的出不影响进行了调研，他发现三网融合已经改变了中国媒体用户市场的规模和结构，媒体和用户的“新型互动关系”正在形成。随着主题地位的巩固，用户将成为影响三网融合路径与走向的主导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