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胶囊事件发生后，媒体和舆论将矛头指向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药监局专家孙忠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药监局肯定有责任，但实话实说，药监工作人员才有多少？根本不可能深入到每一家药厂的每一个环节。”我们药品安全的责任交给了药监局，但他们真的很难受此重托。

仅从2006年算起，在中国发生的重大药品安全事故就有“鱼腥草”事件、“欣弗”事件、“刺五加”事件、“清开灵”事件、“糖脂宁”事件等等。2010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叫停曲美等15种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药。太极集团回应称，将不再生产曲美减肥胶囊，但是保留曲美品牌。因为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所以对曲美的消费者没有赔偿计划。

药监局为什么靠不住？从技术角度看，这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药品的种类过多，药品的生产又分布在全国的成千上万家厂商中，要给药监局配备多少人手和办公经费才能管得过来？所以药监局专家反问“药监工作人员才有多少”，其实是有道理的。由药监局去监管，更多的是一种事前行为，即药监局不断对不同药厂的生产原料、工序和成品进行抽检，如果有违规的行为或产品，就对相关药厂做出不同程度的处罚。这样做需要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药品监管人员也可能存在渎职、腐败的行为，最终还是可能让有害药品流向市场。

只有建立起公正严明的司法环境，我们可以直接以法律来规范药品生产者的行为。从司法角度追查药厂责任，则是一种事后行为。我们不必去看药厂从哪里进口原材料，不用去管他们是怎么生产药品的，也不用在固定时间和地点对其药品做抽查、检测。我们只需要做到一点，他们生产的任何药品，只要被证明是含有违规物品（或违规物品超标），消费者即可以诉诸法律，向其索赔。

在公正的司法环境下，一种药品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越大、涉及消费者范围越多、市场跨度越广泛，药品生产者就得为此承担越大的责任，因此他们也越有动力去研究药品潜在的危害性，并在原料选择、生产工序等方面把好关，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药品安全。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赔得倾家荡产，甚至可能有牢狱之灾。

我国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是建立有一套系统的法律法规的。《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刑法》等，在各个环节对食品药品安全进行法律规制。问题在于这些法律法规看似健全，但原则性的泛泛规定较多，具有可实施操作层面的细节性规范较少，尤其是民事惩罚力度太小。例如，行政性的处罚，往往蜻蜓点水，罚起来不痛不痒，和非法生产经营者的非法所得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民事惩罚性赔偿方面，我们尚无实践先例；召回措施更是雷声大雨点小，象征性地表示表示，浑水摸鱼地就过关了。对违纪企业责罚的过于轻柔，犯罪代价太低太小，须知法无力度则无威严。于是很多企业或违法分子为了暴利就会铤而走险、不择手段。[详细]

在发达国家，食品药品行业是被严格监控的重点行业，生产厂家一些细微的不当行为，都会带来伤筋动骨的重罚。在高额惩罚性赔偿之下，经营者不得不兢兢业业，严把食品药品质量关。

在美国，食品药品领域出现安全责任事故，仅是民事责任就可能让企业破产、企业主倾家荡产。2007年11月，美国默沙东制药公司为了平息镇痛药“万络”引发不良反应的集团诉讼，最终付出赔偿金高达48.5亿美元。[详细]

2010年底，德国西部北威州的养鸡场首次发现饲料遭致癌物质二恶英污染。德国农业部宣布临时关闭4700多家农场，禁止受污染农场生产的肉类和蛋类产品出售。对于这次二恶英事件中的肇事者，德国检察部门提起刑事诉讼，同时受损农场则拟提出民事赔偿，数额可能高达每周4000万至6000万欧元，完全可能让肇事者破产。[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