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智库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智库建设|新浪智库|人大重阳

　　李国强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是作者李国强根据本人2016年7月14日在“2016年新型智库核心能力建设高级研修班”演讲速录稿整理而成，刊于《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国外智库管理体系课题组”智库建设研究报告作出重要批示，即“415”智库建设重要批示。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建设，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使命。要进行智库核心能力建设，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明确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初心是什么。研究清楚这个命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将会贯穿在我们智库建设全过程当中，这是搞好中国智库建设的前提和方向。全面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关键问题，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智库发展状况，智库的春天来了；二是深入探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丰富内涵及相关问题；三是积极探索和创新智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1 中国智库发展进入法治化制度化新时期

　　1.1 中国智库建设进入新时期的两个主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智库将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库的春天来了”。中国智库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其主要标志有两个方面，一是习近平总书记“4.15”智库建设重要批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智库建设写入了《决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智库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智库建设纳入到公共决策法治体系之中。这两个标志也是我们推进智库建设的基本依据。

　　1.1.1 习近平总书记“4.15”智库建设重要批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政策研究，重视决策的实事求是、科学性。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建设，2013年4月作出了“4.15”智库建设重要批示。这是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就智库建设所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批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思想力。批示主要有六方面的精神：首先明确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智库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把智库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新目标，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四是具体地指出智库建设的重点，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五是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各类智库”的概念，要发展各类智库；六是要求智库积极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4.15”智库建设重要批示是我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方针，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5”智库建设重要批示精神，体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决策部署。《意见》从思想上、理论上为我国智库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制度上、机制上为发挥智库作用提供了保障，是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使我国智库建设从制度上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新时期。《意见》全面地把智库建设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方向和路径等都作了部署。因此，现在各类智库建设都应该认真学习“4.15”智库建设重要批示和《意见》，这是我们发展好智库建设这件事情的基本依据。

　　1.1.2 智库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强调“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合法性、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论证。”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也就是说，在公共决策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这是已经写入了四中全会的决定，但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制定配套文件。现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有待深入的工作。

　　两办《意见》也明确要求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鼓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文史馆员与智库开展合作研究。探索建立决策部门对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和反馈机制，促进政府决策与智库建议之间良性互动。

　　1.2 党和国家重视加强智库建设，有其现实性和客观必然性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有其现实性和客观必然性。一是决策的纷繁复杂及决策科学化的需求。决策的复杂度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是无与伦比，需要专业性、广泛性、对抗性、民生利益均衡性、国际化的分析。比如，经济新常态转型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问题决策的复杂性，不是过去的智囊单体咨询所能够完成的，不是靠一个小团队一部分人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天下的智慧，因此走向了智库。二是决策民主化的需求。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公共决策过程包括政策议题设置、咨询研究、制定、执行、实施、反馈、修订或废止等环节，智库活动是公共决策内在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它又贯穿于公共决策全过程中，包括对各环节的决策咨询研究、评估、解读等。四是国际现代国家以及国内发展的经验。

　　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内容，对于其内涵和要求必须作出明确回答，改革举措方可部署准确到位。我们可从智囊、智库一般、西方智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何处”“新在哪里”，以及怎么建设的问题。

　　2.1 智库与我国古代智囊不同

　　中国两千年前就有智囊，是指足智多谋、专门为别人出谋划策的人，以智辅政。中国古代社会智囊属于个人色彩浓厚的佐官体制，如养士、谋士、师爷、谏议大夫、门人食客、翰林院、幕府制等，亦可说它是我国智库的雏形。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三千门客”，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智库为中国古代比较知名的四大智囊，刘邦智库依靠“初汉三杰”取得江山，刘邦评价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治国安邦，理财筹粮，不如萧何；引军打仗，克敌制胜，不如韩信”。

　　华中师范大学傅广宛教授对中国古代智囊制度划分为萌发期、中兴期、鼎盛时期，并分别选择了五个代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秦代、唐代、明代和清代。从智囊走向智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智库区别于智囊的地方在于，智库是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咨询机构，是智力集中地，是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服务决策为实现宗旨的手段。

　　2.2 智库建设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并无统一模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现代的智库，决策的细化和社会的分工使智库不断地发展。当时美国智库率先发展，但也只有二十多家，智库的快速发展是二战之后。其发展的背景和条件有四个方面，一是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如19世纪末“扒粪运动”，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运动；二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失误需要评估，如朝鲜战争；三是参政议政文化凸现，知识分子参政意识增强；也有国外背景学者的冲击，犹太人进入大学，如加州伯克利分院等；四是智库与政府紧密配合，为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和储备了思想基础，如1947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主动出击，发表了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o凯南《苏联的行为根源》一文，提出“遏制”苏联的主张，成为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

　　智库的结构及发展模式均是和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息息相关的，并无一定模式。智库按照不同的属性有不同的分类，不同智库的组织结构、管理、运作方式、研究项目的设定及资金来源，影响公共政策的途径和方法等各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一般来讲，智库具有的共同特征或规定性，即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是决策体制的外脑，是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共决策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评估政府运作效率，传播社会知识，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在现代国家决策中发挥强大作用。

　　2.3 何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需要深入认识和全面阐释的重要问题

　　科学回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什么，涉及到中国智库往哪里走的问题，涉及到深化智库制度改革问题。

　　2.3.1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哪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最大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管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立足于中国国情，与西方智库相比有其不同，“特色”在于，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智库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发展，同时鼓励各类智库间开展竞争，为党和政府、社会提供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政策解读、决策方案评估等服务。如果是中国智库不为中国共产党服务，那么这样的智库是不需要的。所以说，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围绕着党和政府的决策中心，服务于党和政府决策的大局。

　　概括起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哪里”，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必须服务决策为导向，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三是坚持科学精神、求真务实，鼓励大胆探索；四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共同发展。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此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确定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其中有不少就是社会智库；四是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引导各类智库规范有序发展。

　　2.3.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

　　当前，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缺乏参与决策咨询制度性安排；缺乏高质量谋划研判和切实管用的研究咨询成果，与决策者缺乏互动反馈机制；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智库建设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缺乏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智库的深层次问题，正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的方向。智库有针对性地破旧立新，转型发展，“新型”便展现在眼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一是从智囊走向智库；二是从传统智库向现代智库转型，在公共决策中将智库纳入其体系之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三是从智库理念走向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四是多主体，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包括社会智库这一新主体；五是多领域，从主要以经济政策研究为主的较为单一的领域转向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军事全方位多领域发展；六是多功能，从单一政策研究功能向智库政策研究、解读、评估等多功能转变；七是确立适合于智库科学运行的新体制，鼓励和支持民间智库健康发展，推动体制内和体制外共同发展；八是从一般重视向国家治理组成部分转变；九是推进智库开放性、国际化建设，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从封闭向建设国际化智库转变，从国内研究向国际化研究、“二轨外交”转变，争夺国际话语权；十是组织形式从碎片化向智库间协同化、智库联合体方向发展转变。

　　2.4 智库“独立性”“非政党化”是伪问题

　　智库建设中，一些人别有用心地鼓吹智库的“独立性”“非政党化”问题。在这里要区分其政治独立性、学术独立性、思想独立性、研究独立性。我们对于智库的学术、思想、研究独立性不持反对意见，历来倡导“研究无禁区，对外宣传有纪律”，而对智库的政治独立性持反对意见，主要是针对一些人借此妄图否定中国智库建设中的“党管智库”原则。

　　实际上，如果我们稍为放眼世界，有一点全球视野，就能看到所谓的国外智库“独立性”“非政党化”也绝不是非政党化的独立的。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没有关系吗？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故又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智库自称“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实际上他们与政党、政府、军队的关系复杂得多。

　　研究人员进行政策研究历来要求独立思考，要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做好调查研究，提交报告，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有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为自己赢得下一次递交报告的机会。否则，智库影响决策的功能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高质量的智库报告一定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进行下进行独立研究。现在决策者对各方的意见都很重视，笔者曾接触过一些县委书记，并向他们了解他们如何做决策，如何听取意见及听取意见的渠道是什么，如何对待不同的意见，如何统筹、协调、融合等。可以发现，县委书记在作决策时，也希望能够听取各方高质量的意见，制定出全面的、科学的、有效的决策方案。

　　2.5 全面认识和履行智库的各项功能

　　为什么强调要全面认识和履行智库各项功能，这事关现代智库健康发展的问题。当前，一些人对智库多功能不理解，甚至有非议。传统智库如党委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等，过去的职能主要是开展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现在进行智库建设，传统的职能就远远不够了。两办《意见》将智库功能界定为“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等，这与本文前述智库规定性一致。智库是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是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在整个公共决策系统中发挥作用，包括在政策议题设定、政策咨询、政策研究、政策执行、政策实施、事前事中事后政策评估，还有政策修订、废止、终止等环节都发挥作用，而政策研究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所以，进行智库建设要从公共决策体系去理解，这样才能够找到智库自己的位置。比如，开展政策评估能够不断完善政策，所以政策制定过程需要有一个评估环节。去年笔者对北京市科技进步政策进行评估，评估发现了许多问题，包括国外人才在北京的居留问题等，促进了相关方面政策的完善。

　　当前，大家对于智库功能有不少误解，比如有人把政策解读贬为“唱赞歌”“传声筒”，认为做政策评估是分外之事等；一些所谓的大专家，根本不屑于做政策解读，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传声筒。这只能说明这些所谓“大专家”僵化，还沉溺在狭小的自我天地中，不甚明了政策研究的目的何在。智库进行政策研究就是为了服务决策、影响决策、让大家都了解政策、使政策落地。在进行政策研究的同时，也必须做好政策解读、政策评估，通过一定的渠道将研究成果宣传出去，让决策者和普通百姓都能理解，这样更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只有政策落地了，研究才能发挥其功效。

　　全面认识智库功能，有利于全面自觉落实智库功能，包括组织机构设置的相匹配。原来传统智库只有政策研究这一个环节，现在涉及到多功能，那么智库组织就需要从智库全功能的要求去匹配。所以说，全面认识智库功能不是一个虚的概念，如果不理解就没有这种自觉性。

　　2.6 智库影响力问题

　　智库影响力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媒体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其中智库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是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内部材料或送阅件影响决策，是实现智库影响决策的重要形式，因此决策者的批示又成为评价智库影响力的指标。如何看待决策者批示，一些人认为这是“唯马首是瞻”，缺乏“独立性”。这个问题或者是对于智库的定位认识模糊，或者是对于智库与党政决策者关系认识上存在扭曲，有意把智库与决策者对立了起来。

　　批示率问题实际上是智库发挥作用途径以及发挥作用机制的问题，是智库沟通渠道建设的问题。首先智库工作要影响决策，智库成果要报送给决策者。决策者了解不了解，批示不批示就是一个标志。如果不送给决策者，你的意见再完美，如不能影响决策者也无济于事。所以说，批示是对决策的直接影响，研究报告送达到决策者手上了。智库成果直接送达决策者，相比公开出版物、发表文章影响决策者的程序大为简化，所以应该重视批示率。当然一项研究报告能不能成为政策，是有很多环节的。政策的形成一般来说不是一篇报告的功劳，那是很多人智慧的结晶，是很多方面影响的结果。但是，作为智库人要有多种形式积极地参与到公共决策里去，亦包括参加研讨会、论坛、各级决策者召开的座谈会等，有机会直接给决策者交流的渠道，都应认真地抓住；同时决策者应该重视与智库的沟通，重视智库成果，给予认真的回应。

　　3 积极探索智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肯定了近年来智库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了智库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同时还指出，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习总书记的讲话再次体现了党中央对智库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也是对智库建设的鞭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智库治理问题分为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建设，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因此，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促进我国智库改革创新发展。

　　3.1 在智库治理中，首先要重视智库宏观治理

　　3.1.1 决策机构要充分使用好各类智库，形成智库联合体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发挥各类智库专长，主动协调、组织各类智库开展相关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使决策方案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否则，决策咨询方案是不完整的。智库联盟、智库共同体是一种很好的智库组织形式，这一点在于不要关起门来自己研究智库，一定要开放地研究智库，这种形式政府可以用，单个智库也能够用。

　　3.1.2 要在宏观上做好智库布局

　　根据决策需要合理促进不同功能、不同专长智库建设，既有经济研究，又有民生研究，还有国防研究等各个方面智库；而在一个省里，则有对省内发达地区研究，也有对省内落后地区研究等不同类型智库，这是智库管理的组织结构问题。

　　3.1.3 智库选题非常重要

　　应加强决策层对智库选题指导，选题要广泛征求意见，突破部门区域利益，可使智库研究与决策更好地对接上。从宏观管理上做好智库研究选题十分重要和必要。笔者曾带队专门去调研韩国智库，韩国把原国家部委隶属的23家智库整合在一起，智库的研究题目是从青瓦台到各专业智库几个来回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这样的话就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3.1.4 智库课题研究组织方面

　　建议从宏观层面上对各级各类智库资源，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上进行有效组合和创新管理，注重选题上和研究上统筹协调，集中力量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像政府工作报告撰写一样，从相关部门、单位抽调专家，组成专门课题组集中写作，是一种有效保障质量的组织方式。现实中，由于各智库单位内部分工和人力资源数量限制，难以组成高质量的课题组，使不少研究报告多是研究个体户的成果而不是团队成果，因此严重影响智库成果质量。要使智库能开展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应注重使用国家专题课题组这一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

　　3.1.5 政府购买智库服务问题

　　要尽快建立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具体法规，这个问题不容拖延，需要大家一起呼吁，包括省里管理智库建设的部门，决策部门委托课题时，一定要投入产出平衡，这样才有利于真正帮助智库解决经费问题，所以，要尽快建立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法规。在对社会智库规范和引导健康发展中，还要着重给其提供研究成果报送的渠道和参与平台。

　　3.2 智库微观治理问题

　　3.2.1 智库人才队伍建设问题

　　一是建立人才留住机制和流动机制。过去人才竞争中一个基本的思路是要吸引人，要留住人。现在，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对于人才的管理要有一个开放的理念，要改变传统观念，建立留住机制和流动机制，每一个智库不可能把天下英才都调进来。例如，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参与讨论三峡水库建设问题，但也不可能调来所有的水利专家。所以说，智库人才问题，要把留住机制和流动机制结合起来。二是在智库人才大数据库构建中，要注意形成完备的智库人才结构，包括多类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人才、策略研究与战略研究人才、智库管理专家与研究人员等。要着力打造智库高端人才团队，面向海内外选拔智库高端人才，实行动态管理。从中分领域遴选首席专家、岗位专家。以首席专家为核心，以岗位专家为骨干，以储备人才为辅助。三是对智库人才素质要求，作为智库人要忠诚党、国家和民族，树立使命感、责任感和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要发扬中国士大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要熟悉国情民情、具有专业化素养。

　　3.2.2 创新智库课题研究的组织方式

　　处理好自研究和组织研究的关系，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的关系，要注重搭建好政策研究平台，要注意发挥已经有影响力的智库平台和渠道功能，比如人大重阳、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利用这些渠道把其他智库或者专家的重要决策咨询成果呈送给决策层，做智库的智库，这是很重要的。处理好团队研究与学者研究关系，注重学者设置议程、引导辩论、设计政策，更重视团队合作，尤其特别鼓励自主选题。依据笔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么多年的研究经历来看，自己研究工作取得比较明显咨询成效的，大都是自主选题，比如“选择和确定地理信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增加微型企业类别研究”等，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对相关领域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应该大力鼓励研究人员开展自主选题研究。

　　3.2.3 促进官方智库转型发展，是当前智库建设的重要任务

　　当前，大力促进占有主体地位的官方智库转型发展，应是一项重点任务。此前，大多数官方智库功能单一、研究领域单一、研究视野封闭偏窄、研究组织形式单一、管理方式僵化、研究内容和研究机构碎片化，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单一，还有决策重视不够等，这些都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发展，以适应中央的要求。官方智库包括一些高端智库，4.15智库建设重要批示之后，有些智库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还有许多智库是做花样文章，没有深入研究并自觉遵循智库建设和管理规律，在智库转型发展工作上，力度不够。在智库建设中，研究工作缺乏切实议题，缺乏科学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缺乏多方案比较，大体上还是按照有些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老一套管理办法按部就班进行智库建设，这样很难有高质量的智库创新成果。因此，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和竞争机制，鞭策和激励现有官方智库首先推进内部转型发展，尤其不要陷入要编制要经费的小天地里去；官方智库要努力增强自觉性，按照智库建设规律尽快实现转型发展。

　　3.3 积极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评估体系

　　智库评价评估及其排名，对于智库建设具有一定的引领性、导向性、示范性功能和作用，也具有数据库的作用，也是智库管理的有效工具。科学地使用智库评价评估工具，有利于促进智库健康发展，重要的在于评价体系完善、评价过程客观、评价方法科学。当前，建立科学的智库评价评估体系和方法，应考虑处理以下几方面关系：一是要正确的评价导向和科学的评价方法相结合，发挥好评价评估的导向性、促进性和示范性作用；二是方法上要注重问卷调查评价与实地走访调查相结合，与专业权威机构和人士评价相结合；三是智库专业化评估与社会多元主体评价相结合；四是注重决策咨询过程与决策咨询结果高质量、“管用”相结合，智库评价与决策者相结合；五是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六是注重产出与成效、过程与结果、规模与质量、特色与专业、开放与合作、自主研究与组织研究相结合；七是注重促进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新华网评：创新开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者：李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1月24日。

　　2、李国强：加快中国智库建设创新提升智库治理能力，《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12月4日。

　　3、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工作规则》，（2013年3月20日国务院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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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月20日，新华网发布。

　　6、毕天璋，“用师者王”--中国古代智囊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4）：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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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王佩亨，李国强：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

　　9、李国强：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认识和探索，《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2014年05月8日）；[中图分类号]C9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5-0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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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0百科，布鲁金斯学会，http://baike.so.com/doc/5410432-56485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