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港口
文/魏峰
近日，香港政府拍卖一块位于新界大埔地区的土地引起了颇多注意，原因是成交价第一时间看来令人震惊无比。
香港地政总署的公告显示，该幅标为新界大埔区地段第221号的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为37696平方米，最高可建楼面面积为107100平方米。成交价仅21.3亿港元，如果按最高容积计算，楼板价仅为19880港元/平方米，折算人民币16585元/平方米。而在2015年9月的一次拍卖中，同样位于新界大埔地区，标号为第226号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为17121平方米，还拍得了30.3亿港元，折合楼板价人民币4.887万元/平方米。仅相隔不到半年，同一区位的地价暴跌三分之二！香港地价将要崩盘？受地价楼价影响极深的香港经济会受到剧烈冲击吗？
实际倒是不必立刻如此紧张，这块土地成交价特别低有着自身的特殊原因。根据香港地政总署的招标文件，它正处于司法复核之中——有环保团体对其出让提出了诉讼请求并已被法院接受。所以尽管已经拍卖成功，但买主必须等到司法复核程序结束，且特区政府方获胜才能真正获得开发权。如果特区政府败诉，则必须交还土地，地政总署只会返还购地款，但不会赔付利息等其它损失。由于存在着不可控的经营风险，该块土地成交价远远低于正常价格也就十分正常了。
实际上，尽管近期的土地成交和楼宇买卖记录显示，香港地价和楼价确实已经见顶反转，2015年下半年以来已经跌了近一成，而市场机构普遍预测2016年也还将维持下降趋势，但短期内出现1997年金融风暴后，香港楼价普遍暴跌七成左右、重创全港那种等级的危机，可能性极小。
梁振英没有做错
笔者还想指出，近年来大多数对香港经济状况的分析都有一个共识：高到离谱的地价、房价绑架了整个香港经济和社会，是香港近年各种深层次矛盾激化、戾气越来越重的罪魁祸首之一。地价房价如果能在可控状态下有序稳定的下降，对于香港来说，长远看绝对是利大于弊。
而梁振英出任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后，就顶着各种压力，一直坚持增加土地供应，加快开发公屋，以缓解房屋问题。在2016年施政报告里他再度宣示：“经过3年半的努力，供应明显增多，楼价和租金近来开始回落，扭转了楼价和租金只升不跌的心理预期。有市场人士猜测政府会否‘减辣’，甚或减少土地供应。正如过去3年半我和其他官员反复强调：政府解决住屋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毋庸置疑。政府有责任供应土地和公营房屋，满足市民的住屋需要，没有责任保证楼价只升不跌，楼价亦不应靠人为的短缺维持高企。今天楼价租金仍然远超市民的负担能力，亦扭曲了一代青年人的价值观。我们对解决房屋问题必须继续坚持，不能半途而废。”依笔者看来，这些话既说中了香港的弊病所在，开出的药方在大方向上也确实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
不必讳言，近两年由于香港内地间一些矛盾被有意挑动和放大，导致有些对香港的观察分析也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些“看衰”的主观意愿。比如2015年访港旅客总数下降了2.5%，全港整体零售市场下跌了3.7%。单单对于香港旅游和零售业来说，2015年尤其是三季度以后确实是寒风刺骨，已经直接感受到了衰退的痛苦。但很多分析仅仅因此就急于结论，香港经济已然进入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却是不妥的。
实际上，虽然反对派极力批评梁振英就职以来素位尸餐，特区政府执政无方，但在全球经济阴影的背景下，香港经济2015年的表现却是相当不错的。整体而言，全年应能取得2.5%左右的温和增长，与前几年基本持平，在原来的亚洲“四小龙”中预计仅略次于韩国，摆脱了多年增速垫底的窘境。而且由于梁振英政府相比前任，更重视向民生倾斜资源，采取了扩大政府开支，再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手段，到2015年第三季，香港的家庭中位收入数提高到了历史最高记录的25000港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5.5%，而且就业市场也相当稳定，连续六个季度保持在3.3%上下，基本处于全民就业状况。就业的稳定和中位收入的提高，反过来也促进了内需市场的增长，从而一定程度上抵御住了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冲击。
近忧虽轻、远虑颇重的东方明珠
然而，说完了好话，却又不得不说，香港经济虽然去年表现尚可，未来一两年内遭逢燃眉之急的概率也很低，但总给人以“更多靠吃老本”之感，而长期增长潜力或者说后劲却是在日益削薄。作为另一种视角，尽管香港2015年又蝉连(连续22年)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然而汇丰银行在经过十个月的详细评估后，董事会仍然一致决定不将总部迁回香港，继续留在伦敦。与汇丰一样，另一家与香港渊源极深的大银行渣打(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同样即使迁址也不考虑迁往香港。这恐怕都是对香港未来长期增长信心不大的表现。
根据香港金管局提供的数据，2015年1至3季度，按开支分类，2015年香港经济的增长完全依赖于私人消费和政府开支增加的拉动，其余的投资(固定资产和存货)、进出口贸易类都是负增长。而按经济活动类别分，则主要依赖金融业、公共及专业服务、建筑业拉动，不仅早已经完全边缘化的工农渔业继续萎缩，与旅游观光业、进出口贸易有关的类别也不出意料的陷入衰退，更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中最基本的水电燃气类也呈负增长，而且下降幅度颇大，超过了2%。尽管这其中可能有油价下降的因素，但考虑到香港水电燃气的供应，大都与政府签有垄断性协议保证价格基本呈单向浮动，还是似乎难与内需消费旺盛的气氛完全吻合。
香港港2015年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四年下跌，降幅高达9.5%，报2011.4万标箱，创下2013年来的新低，不仅被宁波-舟山港以2226万标箱夺走了世界第四大港的位置，退居第五，而且对排名第六的釜山港也只剩下70余万标箱的优势。如果不迅速扭转此降彼追的趋势，几乎肯定会在2016年再被釜山港赶超，跌出世界前五大港之列。甚至再靠后的青岛港和广州港也都超过了1700万标箱，距加入2000万标箱港口俱乐部不再遥远，几年后香港港在全球及中国航运图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下降并不是危言耸听。
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以及旅游业是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其中，旅游业算是最新的后起之秀，据特区官方测算，2014年旅游业约占香港GDP的4.7%，占比最小。笔者在此坦率地说一句，由于对香港来说，旅游及相关连带产业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大量中低端就业岗位，而目前香港失业率极低，所以暂时而言，香港对于旅游、零售等行业的衰退忍耐力确实相当高。甚至更极端的，即使这些行业出现短期性崩盘，特区现在良好的财政状况(净债务为零)，也让政府有较多的应对手段。
然而对另三大支柱产业的荣衰，香港就绝不可能那么轻松了。金融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既是全港数十万专业精英人士事业所系，是特区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也维系着香港国际大都市、金融和工商业服务中心地位，维系着香港现在高度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贸易及物流行业不仅是香港规模最大、雇员最多的产业，近年占了全港GDP的约25%，雇用员工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21%左右。而且更是包括金融和专业服务业在内的，整个香港经济竞争力的根本基石——从历史经验上看，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都必须依托于强大的经济腹地才能稳固。对于香港来说，只有借助枢纽港的地位，将珠三角乃于全国纳入自己的经济腹地范围，才能支持起自己作为主要国际金融和服务中心之一的体量。
所以，现在香港港的相对地位不仅遭到多个内地港口反超和紧追，甚至绝对运输量也呈连续下降趋势，这其实是一件很严重的警讯。中国或者至少华南贸易枢纽港的地位是香港不容有失的根本，甚至比其最引以为傲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重要。毕竟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随着实物贸易流的转移，跟随客户和市场的各种专业和周边服务贸易，或早或晚必然会追随而去，这是人类经济史上无法违抗的规律。
事实上，先例已经产生了，只是早前很少人会预料到，第一批倒下的骨牌居然是文化产业。香港文化产业在80-90年代对整个中国流行文化曾经是统治性的，现下社会中坚的整整一代人几乎都是完全在香港文化产品的薰陶下长大的，基础好的令人艳慕。可近几年从影视、到音乐、到小说动漫，在所有细分领域下，比较纯粹的“香港出品”都急速萎缩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即使少数人擅长并愿意与内地合作，可最后除了几个明星人物的招牌外，还剩下了多少香港的份额也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就像现在正火热爆棚中的《美人鱼》，主要的资金来源、发行公司、大多数演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后期制作公司都已与香港没什么关系了，当然也就对香港经济做不出多少真正的贡献。
文化产业已经倒下了，是否会有下一张牌乃至更多跟着倒下？应该说，梁振英这届特区政府其实意识到了潜伏的危机，在2016年度施政报告里，可以看到他们从扶持影视、创意文化产业，到科技型创业、到“再工业化”的尝试，林林总总提出了许多设想。更把抓住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机会，推动香港经济与内地加快进一步融和，作为最重要的新增长点开拓方向。
成亦自由港，败亦自由港？
然而，由于香港社会整体上极度推崇所谓“小政府”体制，一贯相信由市场自发调节经济结构才是好的。特别在立法会中存在着强大的反体制性反对派，更处处为反对而反对，特区政府受种种牵制，无论在财力物力上，还是在对社会的动员说服力上，都不足以引导香港以全面转型升级。
而且在香港内外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香港最大的比较优势是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继承的英美国系法律制度。只有凭借与内地制度的截然不同，与西方尤其是英美系法律、规范上的相近，和内地进行差异化竞争，才是香港经济长期安身立命的本钱。受此影响，很大一部分港人对特区政府推动与内地更深度融和的苦心，反而有着相当的抵触和反对。
笔者并不否认香港的法制程度仍然值得内地学习，也无意贬低香港现行的法律制度。但却越来越倾向认为，实际上对香港现行制度的过度迷信和原教旨主义化，可能已经成了诱使香港陷入长期慢性衰退的主要危险。
以往多数对此的担忧，往往都是顾虑两地基本制度不同而引发冲撞。这点不幸已经被近一年多来香港明显加剧的政治风险证明了。不过到目前为止，香港的政治风险还是可控的，除了对旅游观光及相关产业以外，其它产业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然而对于香港经济来说，更大的麻烦正在浮现，而且来源根植的更深。
先看一个例子：由于零关税政策执行，2015年1-8月，中国进口啤酒36.31万千升，同比增加65.7%。而厦门自贸区海沧保税港区，已经成为今年全国啤酒进口量最大的集散地。“我们线上的零售价格甚至比香港还要低10%，今年不少国内消费者更愿意选择网购、深圳保税店而放弃香港购物。”——某海淘网站厦门站店长。
在这个例子中，香港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但还是丢掉了原来占有的市场份额。而这种事例绝不仅是在进口啤酒上发生着。
作为一个紧邻内地的单独关税区以及自由港，很多年来，香港从自身的这种法律定位中获益无数。对绝大多数商品零关税的政策，以及当年中国最优质的航运和物流设施，吸引了大批企业和商人将香港作为自己商品打入内地的跳板。这些多企业、商人集聚在香港，这么多商品经过香港流转，造就了香港物流与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正是在为巨量的贸易和物流服务的基石上，香港的专业服务和金融产业也渐渐积累起了现今的家底。
但近年来，世界各经济体间的主要贸易保护手段已经从直接的关税转移各种非关税壁垒，香港凭借自由港减免大多数商品关税的传统优势越来越小，而不同关税区间人员和商品互相流通不便的弱点却在迅速放大。以上例的进口啤酒为例，从香港转口至少要多办一次海关手续，而利用国内的自贸区为基地，不仅流程上更为简单，物流时间和距离更短，能够进一步压缩成本。而且由于同在内地，对客户意见的反应速度，以及能够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范围，也都具有更好的优势。于是这个市场的份额在竞争中逐渐向内地转移，也就实在不足为奇了。
虽然这两年全球贸易形势相当困难，但中国通过与诸多经济体签定了自贸协议，加上增设和扩大自贸区主动扩大开放，实际贸易量仍然保持着增长。内地主要港口的吞吐量也继续保持着稳定上扬，唯有香港港却连续大幅下降。内地货物进出口贸易加速本地化的趋势可以说已经非常明显了。
而正如历史上其它地方发生的，在实体经济发生转移后，虽然可能有一个滞后期，但相关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产业终究会随着生产、贸易和物流的转移而转移。尤其是内地与香港的CEPA协议更打开了香港专业人士直接在内地工作的通道，现在香港专业人士中“北上”已经蔚然成风。而之所以是人员“北上”，而非生意“南下”成为主流模式，除了顾客天然有“懒惰”的权利外，香港与内地间往来方便程度完全落后于时代，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以深港间陆路口岸为例，至今为止仍只有皇岗一处实现了24小时通关。而港深高铁通车尚遥遥无期，即使通车后，能否实现一地两检充分发挥效用，也还是未知数。这种交通的不便，加上内地与香港间人员往来的单向限制，导致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北上”压倒“南下”恐怕仍然会是各种两地间专业服务贸易上的基本形势。于是很讽刺的，原意更多支持香港的政策、给予香港居民的“特权”，反而在加速促使香港的专业服务产业继制造业后，也在走上空心化的道路。
至于香港如何避免这种前景，答案其实很简单，排除激进分子的干扰，加大加快特区与内地进一步深度融合，甚至实现近似“欧盟共同市场”式的统一市场。没有广阔经济腹地可恃的贸易、物流、服务和金融中心，终究难以避免退居二线城市的下场，而有强大经济腹地支撑，连小渔村也能成长为光彩炫目的东方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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