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此贫困，让我们一直在危机中挣扎
文/马光远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曾经深刻指出，解释经济差距，我们不但要研究工厂和交通设施，还必须以一样的热忱去研究“思想的差距”以及与创造思想相关的知识生态和思想市场。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奇迹般的崛起，从全球最落后的经济体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截止2015年超过了106家，在排行榜上雄踞第二。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管理思想“三重”力量共同支撑的结果。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中深刻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和农业部门中脱颖而出，并且成为中国配置资源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变化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繁荣的源泉。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在国际上的落后和缺乏话语权，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中国经济的总量和中国个别企业的影响力，鲜有对中国企业家及其管理思想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的，这和当年日本崛起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当年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很多企业家赢得了国际的声誉，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等日本四大“经营之圣”的管理思想更是成为全球很多商学院的管理圣经。而当下的中国企业在很多产业领域都成为全球第一之后，企业家的管理思想却并没有赢得国际社会同样的关注，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遗憾。
中国企业家的管理思想为什么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除了长期以来欧美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企业之外，更多的原因，是中国学界和中国很多企业家对本土管理思想缺乏自信。事实上，在中国市场经济具有明显转轨色彩，体制和机制极为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崛起从来都被视为真正的奇迹。换句话说，中国企业家和欧美的同行比，要让自己的企业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企业，难度要大很大。
中国很多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完全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环境中摸索出来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他们的管理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思考中国经济和解释中国奇迹的难以替代的视角。笔者一直认为，经过近40年的锤炼，不仅中国的企业已经具有国际影响力，中国企业家的思想和精神更值得重视。如果说三十年前，中国企业家还处于“编故事”的阶段，现在则到了集中释放其管理思想的阶段。而其管理思想的价值其实一点都不亚于进入《财富》500强。比如，前段时间大连万达的王健林先生的《万达哲学》被英国顶级的出版机构出版，全球发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背后是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和文化，通过向全球分享中国企业家的思考，更多的人能够对中国的经济环境有更准确的理解。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认为，21世纪，国家之间最大的竞争是“思考能力”的竞争，一个国家能否在全球经济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决定因素，已经不再是丰富的矿产资源、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强大的军队，而是思考的能力。大前将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源归结于“智商衰退”。他反思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日本人正在变得不善于思考，日本的“集体智商”在急剧衰退，日本正在变成一个“低智商社会”。美国著名政治专家、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也认为，未来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是文化和思想等“软”的方面的实力。
也就是说，总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企业管理思想，并进行归纳提炼，让这些管理思想同“中国制造”和中国资本一样，输出到全球，也是中国经济在国际上重要的竞争力和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家队伍群体，他们给中国社会所做的贡献，除了创造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即管理思想。
行文至此，我得回来纠正多年来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认识。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国人大多认为在那个时期，出现了蒸汽机、纺织机等技术层面的重大革命。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英国革命爆发之前，纺织机、蒸汽机早已经出现。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更重要的是爆发了思想革命和制度革命。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到《大宪章》带来的私人产权的保护思想，从最早的专利制度到中央银行、资本市场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是诞生“工业革命”的真正土壤和摇篮。时下，国人都在谈创新，可是对于创新是什么，更多的人认为是技术的突破。技术突破其实不难(连朝鲜这样的封闭国家都能研制出原子弹)，难的是思想和制度是否能够支撑创新，孕育创新。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创新经济体，关键在于企业家的精神和思想高度。
很多人认为是福特发明了汽车，福特说，我什么都没有发明，我只是发明了“人人都应该拥有一辆车的梦想”。这话，值得中国很多人细细咀嚼和深思。
不过，这真的是一个思想平庸的时代，全球经济8年还没有走出危机，根子在于思想的贫困。没有突破性的思想，我们还要在危机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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