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两个社区的故事

2015年01月27日18:57  新闻专栏  作者:孟秋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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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

  希伯伦:“烈士”大街vs大卫王大街

  要进入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老城著名的商业中心什哈德大街,需要经过一个以色列士兵把守的检查站。士兵们用水泥墙和和岗亭封住了马路,仅仅在人行道两侧留下了两个只能单向通行的金属质旋转门。为了防止人们接近并翻过水泥墙,墙前凌乱地摆着蛇腹形铁丝网。在我准备通过检查站前,一个巴勒斯坦孩子无聊地坐在旋转门边,用很不高兴的眼神盯着我。我问他有什么事,小男孩低下头,漫不经心地答道:“当兵的不让我过去。”

  再追问为什么不让他过去,小男孩说不知道,然后忽然抬头对我说道:“我的家在那边!”

  这句话道尽了什哈德大街的恩怨。

  “什哈德”在阿拉伯语里是“烈士”的意思。但是现在当地人对外人会稍带夸张地称之为“种族隔离大街”。奥坦尼尔犹太定居点位于什哈德大街两侧。它也许是约旦河西岸所有定居点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处,悠久到英国广播公司(BBC)都认为犹太人在圣经时代就住在老城里。1929年,这里发生的大屠杀把奥坦尼尔虎口余生的犹太人全部驱走。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新一代犹太人又回来了。冲突的种子已经种下,在1994年开出恶之花。当年二月,在老城埋葬着三大宗教共同先知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易卜拉欣清真寺,一名极端犹太定居者朝正在做晨祷的穆斯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29人,打伤100余人。

  屠杀发生后,面对此起彼伏的抗议和报复的声音,以色列政府以“保护犹太定居者安全”为名,把通往易卜拉欣清真寺的主要道路什哈德大街全部封锁,巴勒斯坦人不得在此开店,不得在路上开车,宵禁时段不得出入,要进入大街,就必须得通过检查站。“什哈德大街”还被犹太人定居者改名为带有以色列色彩的“大卫王大街”。

  离开无助的巴勒斯坦小男孩走进检查站,以色列士兵没有搜查我的背包,挥手示意我直接越过身前的巴勒斯坦青年。他已经把口袋里的东西几乎尽数掏出,但是仍旧没获得允许通过。走出检查站,大街的落寞气息迎面扑来。关闭十年后,街道两边的商店铁门紧闭,门把手上横着焊的铁棍锈迹斑斑。二楼的玻璃窗半开半闭,蒙上厚厚灰尘的窗玻璃残缺不全。“这里有上千家巴勒斯坦商店被迫关闭。”在什哈德大街西北端的高地上,当地“青年反对定居点”组织创始人艾谢赫对我说。他把这条了无生气的街道叫做“什哈德大街集装箱”。

  俯视着什哈德大街以及周围的犹太人定居点,我想起在特拉维夫遇到的耶胡达·绍尔。13年前正值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作为以色列军队“纳哈尔”旅第50营的榴弹发射器射手,他就在什哈德大街的这片高地上执勤。“总共有850个定居者住在这下面,是一片洼地,周围都是高地。每天有650个士兵负责担任守卫任务……这里的巴勒斯坦人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从高地向洼地(定居点)开枪。”在向我回忆他作为占领军的这段历史之前,绍尔一度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我们当然不允许他们朝我们的定居者开枪,对吧?得回击。那么我们就占了三个制高点。其中一处制高点上有一户巴勒斯坦人。我们冲进这家人屋里,给他们15分钟收拾然后离开。”绍尔说道。接下来,士兵们打碎窗玻璃,拖来桌子摆好沙袋,架好机枪和榴弹发射器。他们得到命令,一旦发现有人开火,就立刻回击。天亮之前,绍尔至少打出了三发榴弹。“每发榴弹的杀伤半径是16米。”他对我说,接下来告诉我,被赶走的巴勒斯坦人家再也没有回来。这里已经变成一处以军的军营。13年后,我坐在高地上和艾谢赫谈论当地的抵抗运动,以色列士兵就在十几米外的这栋军营里警惕地注视着我们。

  对于绍尔来说,打出了头三发实弹,仅用了一个星期,他就完全适应了,“就像玩游戏一样”。14个月里,他打出了至少几百发榴弹。但是同时,他看到了一些“很不爽”的事情。那就是犹太定居者殴打巴勒斯坦人,劫掠他们的商店。作为军人,他没有权力去约束这些定居者,只能打电话找以色列方面的民事警察出面。但是“没有看见一个定居者被逮捕”。随着无止无休的宵禁、逮捕和搜查行动展开,绍尔“打破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大泡泡”,开始对以色列军队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行为感到怀疑。13年后,他已经是以色列非政府组织“打破沉默”的创建者和媒体负责人,从事各种反占领活动。他的组织最根本的立场是“巴勒斯坦人应该像我们一样拥有平等的生存权”。

  40岁的当地人艾谢赫对于“生存权”的理解,恐怕比31岁的以色列人绍尔要清晰而且深刻得多。他在什哈德大街一侧的一所小学里读书。1990年代,学校被犹太定居者占领然后关闭。自己家里开的一个小规模金属制品加工厂不久也被关闭。2007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他和西岸许多活动者发起非暴力抵抗活动,鼓励巴勒斯坦人留守自己的家园。在希伯伦大学被以色列关闭之后,他和许多人一起组织重开大学的运动。每年这里还要举办重开什哈德大街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我遇到他的一个月前,他和战友们刚刚在什哈德大街附近宣布重建一所巴勒斯坦幼儿园。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副部级官员齐亚德·阿布·艾因专门参加了这所目前只接受了30名孩子的幼儿园开园仪式。

  没过多久,阿布·艾因突然身亡。在我来到希伯伦的前两天,他在一次示威游行当中遭到以军殴打昏迷,送到医院后去世。巴以双方至今为他的死因争论不休。以方说阿布·艾因有心血管疾病;巴勒斯坦方面坚持认为以军士兵使用了暴力。

  艾谢赫向我说起阿布·艾因,我看到的是眼前的这条大街,“烈士”大街还是“大卫王”大街?一切都像阿布·艾因的死因一样纠缠不清。

  我问艾谢赫,这里是否准备开始第三场大起义。他回答说,也许现在已经在第三次起义当中。他的回答淹没在全城清真寺宣礼塔呼唤当天第三轮祈祷的嘹亮悠长回声中。

  伯利恒:阿依达难民营与“美丽的抵抗”

  在巴勒斯坦,美丽的名字后面也许隐藏着并不美丽的故事。向导艾德告诉我,“希伯伦”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当中的意思都是“朋友”。在耶稣诞生的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现在没有人去问阿依达难民营为什么使用了一部著名歌剧和同名的埃塞俄比亚公主的名字。不过对于至今仍旧居住在难民营里的留法博士阿布索尔来说,这里是他1963年诞生的地方,是家园。

  阿布索尔的父母来自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两个小村庄。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两个村庄被以色列人占领。老阿布索尔夫妇和全村人不得不逃难来到了伯利恒。1949年,联合国在伯利恒建起了阿依达难民营。这里便成为整个家族的落脚之地。在刚开始的五六年里,所有人都居住在帐篷里。当人们发现回家已经成为越来越遥不可及的事情之后,帐篷逐渐消失了,变成了半永久性的住房:每间房9到12平方米,墙壁厚7厘米。屋顶厚10厘米。又过了若干年,在阿布索尔诞生并记事之后,半永久性住房已经残破不堪,难民营里开始搭建永久性住房。我来到阿依达难民营的时候,这里已经看不到破旧残败的景象。狭窄的街道沿着山势而起伏,两边是两三层楼的灰白色小楼。宁静的街景让我想起了中国许多个农村午后仿佛沉睡着的时光。

  难民营对于阿布索尔来说绝不是一处浪漫的记忆。他的父母在此生下了13个孩子。但是由于糟糕的卫生条件,只活下来3个。阿布索尔是最小的一个。幸运的是他从小好学。几乎完全靠奖学金拿到了伯利恒大学的学士学位。1985年,阿布索尔幸运地获得了来自法国的奖学金,在巴黎第十三大学攻读生物以及医学工程学位。

  “我在巴黎遭遇了国籍问题。”阿布索尔跟我说。巴勒斯坦人出国要获得以色列的许可。以色列人给他出国文件上登记的国籍是约旦公民。在巴黎登记身份的时候,法国警察依样画葫芦准备给他登记为约旦人。阿布索尔和警察辩论起来。辩论的结果是他的国籍变成了“未定”。“巴勒斯坦,这群人根本不存在!”阿布索尔向我回忆这一切时,仍旧可以感到他的愤愤不平。

  拿到了博士学位,阿布索尔返回巴勒斯坦。1998年,当了几年大学教师后,他在难民营父母的房子里创建了阿罗瓦德文化和戏剧中心,主要工作是组织戏剧的编排和演出,同时也承担起巴勒斯坦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工作,隔了几年,他索性放弃了在大学的教书生涯,全力投入到戏剧交流当中。阿布索尔并不是一个戏剧创作者,但却是阿依达难民营第一个博士,是受到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他选择从戏剧开始,来凝聚巴勒斯坦的文化认同,以“抵抗占领,维持生存”。阿布索尔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称为“美丽的抵抗”——正对应巴勒斯坦现在进行的“大众运动”(popular movement,非暴力抵抗运动)一样。巴勒斯坦被以色列严密地控制着,暴力抵抗已经随着阿拉法特的去世而偃旗息鼓。但是非暴力抵抗一直持续着,延续着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和历史文化记忆。

  和阿布索尔在他那间布满书籍的狭小办公室里侃侃而谈是件很有点风雅的事情。他不断地列举巴勒斯坦历史上的文化典故:最早的女摄影师和女权运动,影像艺术和各种展览,想要向我证明巴勒斯坦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是戏剧是他最想清楚表述的概念,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文明的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产”。他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总结说:“戏剧就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让他们怀着自己的想法长大,相信自己以后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相信自己可以在不用拿枪口对准别人或者引爆自己毁灭别人的情况下也能够创造奇迹。”

  优雅的说辞之下,窗外的阿依达难民营甚至没有足够的供水来保证居民们每天洗个澡。以色列严格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的水资源,“一个星期供水一两次”,阿布索尔对我说。其余的生活用水只能用水车运送,价格是自来水的十倍。生活很艰难。漫长的66年过去了,临时难民营变成了永久性住所。在里面出生并且成长的一代已经成为父亲母亲,甚至是祖父母。但是他们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天性的东西。“我们要养育子孙后代,就要告诉他们什么是生活,告诉他们珍惜生活……戏剧、舞蹈、音乐、摄像和影视,这些是教育孩子们,还有其余人的方式。它们能够赋予孩子们和平的心态,让母亲们,让妇女们,让所有人内心变得强大。”阿布索尔依旧用他的诗歌般语言对我说。

  走进来的九岁小姑娘阿拉法让他停止了抒情。“这是我的大女儿。”阿布索尔介绍道。这个难民营里出生的第二代大大方方地走过来,一边严肃认真地看着我,一边像大人一样伸手跟我握手,大声说道:“您好。欢迎来到阿罗瓦德。”她站在那儿,如阿依达公主一般骄傲,让人产生入戏的奇幻感。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巴勒斯坦 以色列 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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